“在原有文化傳統很強的地方往往是一種束縛,移民在進入到一個陌生社會后,原有的傳統在新環境下找不到根基,他們失去了原有的框框,創造力更能被激發出來。”
對于創業者來說,世界越來越像是平的了。
“移民甚至難民往往被視作是消極的現象,我們的職責就是扭轉人們的思維定勢。他們其實像鳥兒一樣,對世界進行探索,找到更好的去處。”去年,Mirela Sula離開了自己的祖國,來到英國倫敦。她曾是阿爾巴尼亞最大的雜志管理人之一,今年她在英國完成了心理學博士學位,創辦了《移民婦女》和《全球女性》這兩本雜志,幫助難民女性創業。
“邊緣人”的創新力
來自巴西的Rafeal Dos Santos在21歲的時候開始學英語。如今,他在倫敦有了自己的企業,幫助難民成為企業家,還由于為難民社區所做的貢獻獲得了英國政府頒發的企業家獎項。
這些移民甚至難民的創業故事只是全球人口流動大潮中的滄海一粟。
“移民創業的比例越來越高,我們五分之一的技術創新公司是由移民創立的。”聊起創業,Mirela熱情滿滿,她甚至引用了喬布斯這一敘利亞移民的例子。“過去一年中,全英國的企業中,有14%是由移民創建。而在美國,這一數字是40%。”
移民作為“邊緣人”的創新能力不容小覷。“在原有文化傳統很強的地方往往是一種束縛,移民在進入到一個陌生社會后,原有的傳統在新環境下找不到根基,他們失去了原有的框框,創造力更能被激發出來。”一名長期研究浙商的學者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舉了幾個例子:前幾年,一些浙商去非洲做紡織生意,和當地酋長關系很好,他們發現那里的自然資源很豐富,且正是國內非常需要的礦種,拿到了幾萬平方公里的采礦權。還有一批此前在非洲做工程建設的國企工人,發現非洲當地土地肥沃,很適合種蔬菜,當地需求也很旺盛,就全家移民過去種菜,獲得非常高的回報。
也有不少老外選擇來中國創業。
“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父母就帶上我成天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那時候我就意識到,中國在幾十年后一定會發生巨變,我應該到中國來見證這一改變。”來自加拿大的Mark Maclntyre在2008年來到中國,從事的第一份職業是醫療記者,如今他運作著一個專供醫療界人士獲取專業資料的微信平臺。
“中國現在正處于這樣的一個階段:每一個經濟體在一開始發展的時候,都會從模仿起步,后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創新,中國現在就有層出不同的新創意和新公司出現。”同樣看好中國創業前景的還有來自荷蘭的Philippe Teunissen,此前他在俄羅斯的創業項目失敗,四年前他來到中國,目前在運作一個企業創新管理的云平臺軟件項目。
還有創業者看到了在中國上海圍繞跨國企業人才的巨大創業機會。來自北歐的Rina Joosten-Rabou告訴本報記者,他們提供的是一個基于數據的人工智能服務,在人才市場可以得到深度應用。
異鄉者的痛
從洗盤子開始,華人在歐洲的移民開起了餐館、超市,做起了貿易,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受過更好教育的第三代也正在創造更多代表未來的創業故事。
“但浙商移民創業的質量仍值得探討,發展潛力不是很大。海外浙商總體發展水平不如國內浙商。”一名研究浙商的學者對本報記者表示,一方面受到能力限制,一方面也受移民國的產業環境和移民政策影響,很多行業移民不能進入,例如金融、電信、資源等。
在中國的外國創業者也有一些難邁的坎。
早些年在中國工作的時候,就有一個朋友提醒Rina,在中國,要非常靈活、隨大流。如今她更深刻地意識到,作為外國人在中國很難把產業做得很大,在中國一定需要一個很好的合作伙伴,而且關鍵的時候“關系”對一家公司也能產生很大的影響。
“中國的創業環境競爭非常激烈,作為一個外國人,不知曉中國的市場情況,而且消費者、技術、創新速度前所未有地在發展,所以必須吸收本土的東西,建立非常好的資源網絡。”Philippe說。
來自南美、在美國長大的Sebastian Martin則是這樣解讀“人脈網絡”:“國外的人們會覺得中國的‘關系’更多是送禮、吃飯,甚至和腐敗聯系在一起,但是在用美國,其實是通過關系產生影響。其實關系不僅對中國人適用,對外國人也適用,因為在外國我們也要建議人際關系的網絡,可以認識到不同的人,這對于我們創業非常重要。”
除了這些隱形的壁壘,有一些障礙顯得更直接。
Sebastian告訴本報記者,在香港設立公司一兩個禮拜進行審批后就能獲得營業執照,而在上海這個過程有可能會長達6個月。
“在中國創業,必須要有在線的服務,建立自己的網站,就必須要有一張互聯網內容提供商的許可證(ICP證)。要獲得這樣一張證書,有哪些規定,北、上、廣這三個城市的部門機構都會給你不同的答案。”Mark說。
Sebastian更直接地遭遇了“拆遷”之痛。他的咖啡館原本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房主突然告訴他們決定搬遷。“我毫無選擇,必須選擇其他場地,找一個類似的較好的場所來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