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大國這一興衰沉浮，旨在分析中國的機遇和挑戰。

2003年伊拉克之戰的道義性一直低于更早的阿富汗戰爭。奧巴馬指責小布什不懂經濟，并靠從阿富汗撤軍、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等承諾“入主”白宮。然而，10月15日，奧巴馬宣布，根據新計劃，2016年駐阿美軍人數保持在9800人、2017年后維持在5500人。奧巴馬出爾反爾。說奧巴馬“食言”并非督促美軍撤離阿富汗。平心而論，就中東地區世俗政府的控制能力而言，為了制衡極端組織，美國政府繼續在阿富汗駐軍多少還是有必要的。

說來全球格局頗復雜。尤其是冷戰結束后，隨著歐美主流社會進一步全球化，移民增多、人口結構改變，形成了一種疏遠傳統文化、親中東文化、看不起俄羅斯國力、愿意與其他世界大國更多談生意的方法論，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其政治想象力。例如，經過信息時代社交網絡的鍛煉，自由民主ABC概念在中東年輕一代信口道來，但互聯網下的社會自組織體系仍是“過去時”；這樣，社會各界就很容易輕信美軍刺刀坦克下新政府的凝聚力和控制力。

美國的中東政策缺乏連貫性，更是儼然讓普京政府找到了維系地區性大國地位的契機。在9月底俄軍進入敘利亞基礎上，10月17日，在哈薩克斯坦舉行的獨聯體國家首腦峰會上，各國領導人同意建立一支聯合軍隊，在阿富汗等地區出現危機時保護這些國家的邊境。正如普京聲稱，“各種恐怖分子的勢力越來越強大，他們毫不掩飾自己想進一步擴張的計劃，其中一個目標就是推進到中亞地區，我們聯合起來共同應對這一局面非常重要”。

談及在阿富汗的布局，普京最好吸取蘇聯的教訓，而不是搶走已經在美國手中的“燙手山芋”。1979年12月末，蘇聯入侵阿富汗，長達10年的戰爭開始；1981年，幾個抵抗組織聯合組成阿富汗圣戰者伊斯蘭聯盟，并接受美國等國的軍事援助，共同反對蘇聯。“二戰”后中東政權無非如此：親傳統文化的君主國(如今日沙特)、政教合一國、親西方的世俗政權(如埃及穆巴拉克政權)、敵西方的世俗政權(如利比亞卡扎菲政權)。標榜不同價值觀的多種力量在中東分分合合，可謂19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所謂的“沒有永遠的朋友，僅有永遠的利益”。在這種地方，一個國家做了關鍵的事情，若不及時抽身，就容易引發大禍。這樣，回過頭來看，或當承認，奧巴馬主張從中東撤軍，多少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回到近年來的中東演變。這是信息時代下啟蒙主義思維方式與傳統社會價值觀發生斷裂而導致共同體認同危機、進而引發國家治理危機的現代性轉型危機。著有《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一針見血，“現代性帶來穩定，現代化導致不穩定”。在中東，大國博弈加劇了這一斷裂。作用力帶來反作用力。當大國深陷中東危機、中東成為燙手山芋時，后者又反作用于大國興衰。

分析前述演變的邏輯，我們承認：讓人類的終極追求不是指向地上的利益、也不是指向宗教性的政治，讓宗教遠離政治進而實現“政教分離”，實現妥協與合作，仍然是有必要的。讓一個社會走向多中心秩序和多中心治理，讓權力運行更多“加強監督與制衡”，進而在自生自發秩序中走向民主法治，這是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之道；關鍵是尊重自生自發秩序。

探討大國這一興衰沉浮，旨在分析中國的機遇和挑戰。早在19世紀，在政治社會學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法國社會學家托克維爾預言未來將是俄美全球競爭：“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麄兊钠瘘c不同，道路各異。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但由今來看，中東地區極有可能更是大國爭霸賽的“滑鐵盧”。吸取他國教訓，中國在改革開放這一大方向中發展謹守節制的和平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