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 增速下滑到6.9%驗證了經濟下滑的趨勢，也令人回想到2009年為“保8%”而選擇的“四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人們可以預期，政府將打出一套積極財政與寬松貨幣的“政策組合拳”。換一種思路，若把經濟增速放緩視為政策引導性的“減速換擋”，人們則無需大驚小怪，因為經濟增速下滑是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之一。

“新常態”經濟的第一特征是減速，第二特征是轉型，背后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曾經講過，本源性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并不是投資-出口-消費，而是勞動力供給-全要素生產率-制度性變革。具體到某一個國家，發展模式的轉變只有兩種選擇：1。制度選擇讓一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勞動力的投入；2。制度選擇讓一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由此演繹，“十八大”后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顯然是后者而非前者。

“四萬億經濟刺激方案”是通過加大資本(及勞動力的)投入而實現國民經濟的高增長，而當類似的經濟狀態出現時，政府選擇不進一步擴大投資的經濟后果就是增長速度的下降。由此判斷，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低于6.9%，經濟下滑直至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提升之時才能調整到位。

在我看來，中國經濟減速的過程恰恰是一個資源轉換的過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大數據資源。

最近我常講“金融大數據與證券投資”，用我們的商業模式解讀大數據時代的創新。當馬云開始談DT(大數據技術)之時，我想他未必知道有一種資源叫DR(Data Resource—大數據資源)，但他已經意識到大數據資源的重要性將日益超越石油、煤炭和土地等自然資源。一切自然資源都是有限性的資源，而數據資源是一種無限性的資源，可與之相提并論的另外兩種無限性的資源是證券和思想。

資源的有限性和資源的無限性是兩類資源的屬性，經濟統計體系并不包含無限性資源，所以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發生資源轉換的時候，通常也會發生經濟的明顯減速，原因之一就是無限性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沒有被納入國民經濟的統計體系，以GDP為代表的經濟統計數據都是如此。所以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無限性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就越多，統計數據反映的經濟增長速度就越慢。

我不否認實體經濟遭遇了空前的困難，但這是經濟發展階段的正常現象。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體系中隱含著一個命題，我稱之為產業發展的代際傳承。

從資源轉換的命題出發，產業的代際傳承必然包含著無限性資源部分取代有限性資源，統計體系所反映的往往只有被取代的有限性資源減少，卻無法反映取而代之的無限性資源增加。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的減速與轉型，其中也必然包含著資源轉換，因此可稱之為轉型升級。

過去70年，尤其是1995年之后，大數據資源日益成為創新的主要來源。2015年是“摩爾定律”70周年，或許人們不知道，“摩爾定律”是大數據成為資源的基本定律。截止到2015年，電腦芯片處理信息的能力已達到第32倍！“摩爾定律”的地位就像“杠桿原理”和機械化的關系一樣，悄悄地主宰了人類社會技術進步的過去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