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會公報也提及公眾關心的環境話題。公報要求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此外，也作出了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的要求。有環保專家表示，今后五年環境質量將不再惡化，出現轉折，而環保監測監察垂直管理則將有效避免地方干預監測數據，并加強對地方的環保責任的追究。

【環保】

●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解讀

“全面小康”前環境不再惡化

五中全會公報也提及公眾關心的環境話題。公報要求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此外，也作出了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的要求。有環保專家表示，今后五年環境質量將不再惡化，出現轉折，而環保監測監察垂直管理則將有效避免地方干預監測數據，并加強對地方的環保責任的追究。

五中全會提出：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制度最嚴格，也是因為問題最嚴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說，目前包括新環保法、《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等在內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文件都是前所未有的嚴格。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表示，2020年將是目標中的“小康社會”，而在環境保護方面，五年后的環境質量和生態狀況需要達到和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狀況。

“扶貧需要攻堅，污染防治也需要攻堅。”他說。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毅表示，中央現在對環境的要求與此前不同，核心是改善環境質量，而環境質量是包括大氣、水、土壤質量，排放目標、資源消耗等一系列目標的綜合體現，因此也需要更多、更綜合的環境管理措施來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建立的環境保護制度比過去嚴格多了，這才能實現環境質量的總體改善。”他說。

王毅表示，到2020年，大氣、水的專項行動計劃提出了具體的要求，而《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也明確，地方環境質量最起碼“不得惡化”，“這已經很不容易了，說明到十三五期間，生態環境進入轉折期了，環境質量將會往好的方向發展。”

▼追訪

垂直管理上收部分事權防干擾

此次五中全會公報也明確提出：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常紀文解釋，這個要求分為兩塊，一個是監測的垂直管理，一個是監察執法的垂直管理制度。

監測垂直管理制度是為了防止地方監測數據作假，其將對地方環境監測站的事權進行上收。

此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明確要求環保部適度上收國控點的生態環境監測事權，以更準確掌握全國生態環境質量狀況。記者了解到，這意味著今后國控環境監測站由國家環保部直接管理，省控站的監測工作則上收到省或直轄市的環保部門負責。有業內人士指出，這樣的事權上收，將有助于較大程度地防止地方行政干預，保證監測數據的正確性和真實性。

而對于監察執法的垂直管理來說，王毅表示，這意味著今后可能省以下的環境監察將被統一，如市縣的監察大隊可改為省里監察大隊下派到地區的分隊，這樣的改革，有助于解決目前基層執法力量薄弱的問題，減少基層執法成本，同時有利于減少地方干預。

不過他表示，環保的垂直管理和稅務垂直管理有區別，前者目前是省下的垂直管理，而后者則是中央的直接垂直管理。

常紀文表示，監察執法和監管執法有所不同，前者是指從上對下的監察，如抽查、巡查、責任追究等，但并不會像后者一樣會干預地方的監管執法權。他表示，監察執法垂直管理，意味著上面對下面的監察行為，如環保部直接到地方監察，省環保廳到下一級地市監察，以及約談、追責的力度會加大，但另一方面，地方的環境監管權并未上收，依然是屬地管理制度，最終，是形成一個企業主體責任、地方政府監管、上級部門監察相結合的環境保護監管監察新模式，既保障了環境執法的效果，又遏制了地方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