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如今中國“一帶一路”新戰略的重要節點。以蘭州為中心和輻射點，甘肅如何實現“活”與“動”，給“一帶一路”注入新的生命？這成為甘肅首屆“金穗四融·諾獎學者絲路行”活動的最重要議題。

從中川機場出發，汽車在奔向蘭州腹地的高速公路上飛馳，兩邊高低不平的黃土山丘不斷被拋在身后，偶然閃過的巨大廣告牌無法回避，上面寫著：“改革開放只有前進時沒有完成時。”這或許是甘肅內心深處最真實的吶喊。

作為如今中國“一帶一路”新戰略的重要節點。以蘭州為中心和輻射點，甘肅如何實現“活”與“動”，給“一帶一路”注入新的生命？這成為甘肅首屆“金穗四融·諾獎學者絲路行”活動的最重要議題。

10月29日，甘肅首屆“金穗四融·諾獎學者絲路行”在蘭州舉行。活動主講嘉賓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宏觀經濟中心主席、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教授(Christopher A. Passerines)。對甘肅未來的發展，皮薩里德斯教授給出自己的建議：“絲路經濟只是一種倡議，另外還需要形成一種吸引力，才能把投資吸引到甘肅。甘肅有什么比較優勢？在整個亞洲地區有什么特殊地位？貿易將往哪個方向流動？想清楚這些問題，才有充分理由吸引企業到甘肅投資。”

同一天上午，在“‘金穗四融諾獎學者絲路行’暨互聯網金融服務‘三農’”專題論壇上，農行甘肅省分行行長韓國強與皮薩里德斯教授共同啟動農行“四融”平臺2.0版正式上線。

生活品質比增長率更重要

“GDP同比增長6.9%”——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發布后，“破7”成為國內熱門詞匯之一，國際金融機構對中國經濟的前景預期亦進一步下調。10月28日，瑞銀集團(UBS)將2016年中國GDP增速預期從6.5%下調至6.2%。

皮薩里德斯預測，中國經濟今年仍將有約7%的增長，但“明年或許會更低”，中國經濟需要根據“新常態”下的低增長進行調整。“更重要的是，要強調整個經濟的積極性，而不是只看負的數據。目前中國仍有龐大的農業人口，生產力低下，實現城鎮化的潛力也比較大。”但他同時提醒，中國需要通過放寬戶口限制等方式進一步促進人口流動和經濟發展。

根據國家發改委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9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共完成39.5萬億元，同比增長10.3%，增幅回落5.8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6個百分點。而據瑞銀集團預計，2015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將繼續下滑。同時，因受房地產價格持續下滑的阻礙，中國固定資產投資(FAI)的增長將繼續收窄。

對此，皮薩里德斯強調，中國人無須對投資增幅下降感到悲觀。“盡管投資處于比較低的水平，但有其他的方式幫助投資增長。問任何一個經濟學者，生產是為了什么？他們的回答都是消費。我們需要形成一定的消費水平，包括住房、旅游以及其他消費產品和耐用產品的消費。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應該朝這個方向轉移，而不是關心GDP增速會不會下降到5%左右。”

皮薩里德斯認為，中國目前在投資領域的挑戰是—無論在基礎設施領域還是金融領域—投資是否擁有足夠的生產效率，能讓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都能得到與投資等值的相應回報。“中國需要進行經濟改革，鼓勵中小企業和私有企業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在服務行業。”皮薩里德斯表示，“中國需要找到一種方式縮減現有的國企規模，同時需要良好的立法框架以及良好稅收激勵政策，并對具有商業潛力的企業放寬貸款融資限制。”

同場嘉賓、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盡管目前中國基建投資仍保持著28%-30%的增速，但始終不可維系，大規模的硬投資最終將被放棄，原因在于這些資源配置是低質或無效的，政府的債務負擔情況會因此惡化。更重要的是，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體量已達50多萬億，僅僅依靠六七萬億基礎設施的投資再增長拉動整個固定資產投資，并不現實。

相比鐵路和橋梁，鐘偉強調，軟投資才是中國眼下最為緊迫的。“比如公眾醫療、健康、中小學教育、社會養老體制的改革、環境污染整治等，但所有這些軟資產的投資都非常困難，難以立竿見影。”

無論是樂觀派還是悲觀派，蘭州大學副校長、甘肅省委省政府首席經濟顧問高新才強調，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其標志在于“增長速度在減緩”和“發展動力在轉移”：“世界經濟不景氣，讓我們被迫作出選擇，更重要的是：我們發展了這么多年，也感覺這個列車開得太快，積累的問題太多。我們發展經濟為了什么？幾十年來，經濟總量做上去了，但我們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別是生活質量還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標準。所以我們應該把速度放慢一點，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上，提高我們內部自身素質。”

甘肅必須“兩頭做功課”

備受爭議的“4萬億救市計劃”后，大規模的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成為過去式，但在“一帶一路”領域，基建仍是吸引外界投資的一大前提。

皮薩里德斯十分贊同“絲路經濟”絕對不是“簡單地想一下”，而是需要一個概念去發展，同時需要非常龐大的基礎設施加以支撐。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重點一直集中在沿海地區，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如果繼續在這些沿海地區集中發展，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整體發展。

“任何一個政府包括中國政府在內，都知道有這樣的一種需求，即讓經濟投資行為更多地從沿海地區被吸引至其他地方，例如甘肅和其他西部區域。如果一個國家只是在沿海地區發展得很快，就很難真正對人口結構化作出重新安排。”皮薩里德斯說。

他同時強調，這種吸引的轉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不只是一種思考，更重要的是將其加以實踐。最初的行動需要由政府引領，號召國企加大對新興區域的基礎設施投入，一旦真正啟動了，其他企業也會緊隨其后，將發展焦點轉移到甘肅或其他西部城市。

對于在蘭州工作生活了大半輩子的高新才來說，他對“一帶一路”的思考角度是：面對這樣的國家戰略，甘肅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甘肅雖處黃金段，但我們在農業、節水技術、有色冶金、能源等產業特別是旅游、文化領域的優勢，到底該怎么轉化？我們現在有很多政策疊加的優勢，但在面對‘一帶一路’的時候，可能兩頭都要做功課。一頭就是順應國家戰略，在國際上，甘肅需要更多地尋求向西開放，尋求更大的出路和市場；另一頭，作為一個國家戰略，我們要向國家要出路，是不是首先能輪到我們發展？中國東部還有很多地區不在黃金段上，但它們比甘肅擁有更多競爭力。甘肅除了產業優勢之外，首先要加強基礎設施尤其是軟的基礎設施建設。甘肅要做的還很多，我們要趕快補上這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