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加入SDR后，由之提振的人民幣擴大使用，對外可提高全球貿易效率，降低不必要的匯率風險；對內可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擴展貨幣政策回旋空間。而在此基礎上，長久缺位的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方可算是終于展露出一角漸近的圖景。

多種信息顯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可能將于近期宣布，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

SDR是IMF和其他一些國際組織的記賬單位，是一種補充性的國際儲備資產。SDR貨幣籃子在現有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四大支柱”基礎上，順應時勢將人民幣納入其中，不僅意味著人民幣在國際化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而且也是國際金融格局演變過程中極具標桿意義的重大事件，因為這將是SDR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首次真正新增組成貨幣，同時也是第一次納入發展中國家主權貨幣。

IMF評估一種貨幣是否能夠被納入SDR，標準主要有兩條：一是貨幣發行國必須是大型出口國；二是貨幣必須“可以自由使用”。這兩條標準中的前一條，對于中國早就已經不成問題，而后一條恰當的考量方式，還是應首先將其詮釋為一個動態、彈性的演進過程。

人民幣“可以自由使用”的演進過程，一方面，清楚無誤地反映在中國快速推進的對內對外金融開放，譬如就以近期而論，中國相繼推出了存款保險制度、基本放開了利率管制、對境外央行等官方機構開放了銀行間市場、自貿區率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等等。這些堅實舉措，以及由此勾勒出的穩固趨向，持續提升著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有利于國際范圍內公、私部門對人民幣的使用。

另一方面，人民幣“可以自由使用”的演進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各種風險，而且這些風險的醞釀與積累往往不是線性的。在某個臨界點的前后，金融自由化的風險可能會有比較突然并且顯著的變化，譬如近段時間以來，中國出現了一些資本外流及外匯儲備下降的跡象，而這些跡象在人民幣加入SDR后又會演化為何種態勢，目前至少還需要審慎地觀察并輔以必要的宏觀節奏把控。

上述兩方面中的后一方面，正是人民幣加入SDR尚有一些爭議的原因所在。國外有些人士可能會認為人民幣“放”得還不夠，國內有些人士則可能認為人民幣“放”的風險不太好把握。這類疑慮對于任何復雜、敏感、重大的變革都是難以完全避免的，用積極的眼光來看，對立的觀點有助于主事者綜合考慮，勉其“不及”又避其“過”。

撇開技術性糾結，不難看到人民幣國際化是歷史必然的潮流趨勢，而人民幣加入SDR作為其中標志性的節點，用IMF總裁拉加德的話來說，從來就“只是何時納入的問題、而非是否納入的問題”。無論對于國際社會還是中國自身而言，這都是一個利大于弊，而且利會越來越大、弊會越來越小的不二選擇。

人民幣加入SDR后，由之提振的人民幣擴大使用，對外可提高全球貿易效率，降低不必要的匯率風險；對內可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擴展貨幣政策回旋空間。而在此基礎上，長久缺位的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方可算是終于展露出一角漸近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