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第一要務】目前中國經濟之所以這么困難，實際上是2008年推出的“四萬億刺激計劃”時一波“天量”規模的商業銀行貸款到了還款期的結果。對目前貨幣政策韋森認為要進一步量化寬松，以不支持實體部門(進行項目投資)而進行量化寬松，才能真正救實體部門。而供給側管理，目前最重要的措施是減稅，通過減稅減少企業負擔，讓企業度過前幾年貸款高峰所導致的還款高峰難關，這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第一要務。

韋森，著名經濟學家，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思想及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導語： 目前中國經濟之所以這么困難，實際上是2008年推出的“四萬億刺激計劃”時一波“天量”規模的商業銀行貸款到了還款期的結果。對目前貨幣政策韋森認為要進一步量化寬松，以不支持實體部門(進行項目投資)而進行量化寬松，才能真正救實體部門。而供給側管理，目前最重要的措施是減稅，通過減稅減少企業負擔，讓企業度過前幾年貸款高峰所導致的還款高峰難關，這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第一要務。

鳳凰財經：2015年以來，央行已經多次降準降息，但是三季度中國GDP增速6.9%，6年來首次破7，很多人認為貨幣寬松的邊際效應越來越小，您怎么看？

韋森：最近大家都說央行的貨幣政策無效了，降了5次準6次息，基本上沒有什么效果，對這一觀點我是持不同看法的。20世紀40年代，羅斯福政府時期的美聯儲主席馬里納·埃克爾斯(Marriner S.Eccles)說過一個非常重要的話：“貨幣政策像條繩子，只能拉，不能推”。這句話寓意甚深。歷史表明，在現代社會中，任何國家的貨幣政策都不可能推動經濟增長。但是，反過來說，不合宜的乃至錯誤的貨幣政策可以非常有效地制約經濟增長，甚至可以把經濟增長或“經濟復蘇”給“勒住”。在一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上，如果央行的貨幣政策不當，也可以加深經濟蕭條。1929-1930年西方世界的蕭條，最初之所以經濟和股市跌的那樣厲害，在很大程度上與各國的貨幣政策有關。這當然也有其他原因，而且也是更根本的原因。2008—2009年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之后，歐元區各國之所有到目前為止復蘇步履維艱，歐元區各國的經濟復蘇遠沒有美國目前那樣強勁，至少在某些方面來說也給歐洲央行在危機發生后兩三年中采取比較謹慎的貨幣政策有關。對此，伯南克在今年10月份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專門談了他的這一判斷。

鳳凰財經：您怎么評價我們當前的貨幣政策？

韋森：我的評價是這樣的：自2014年年底以來，央行所采取的以降準和降低基準利率為主要形式的寬松貨幣政策是對的，但還遠遠還不夠，也遲了一些。但是，央行的貨幣政策的直接效果已經發生了，這就是無論是貸款利率，還是存款利率，乃至上海銀行間拆借市場的Shibor都下降了。央行一年期貸款的基準利率已經下降到4.35%，一年期存款的利率也降到了1.5%，上海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Shibor)降到了2%以下。整體來看，盡管目前中國的貨幣市場的供給已經比較寬松。但是，比較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的央行基準利率，我們的貨幣政策寬松力度還顯然不夠，央行的基準利率還是太高。

當然，最近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失靈了，認為經濟增速繼續下行，甚至連新增貸款和社會融資規模增幅都不是很大。持著這種觀點的經濟學家，主要還是把貨幣政策當成“萬能藥”了。另一方面，這些經濟學家也沒有理解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央行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應該主要目標定位降低實際利率，減少企業的債務風險和地方政府的還款負擔，避免金融風暴。實際上，這些經濟學家還是把降準、降息視作為刺激經濟增長，保投資、保增長的“刺激藥方”。他們還沒有理解，在前一輪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時期，一輪大規模靠銀行貸款推動的高投資的結果是，各行各業的企業負債和地方政府的負債都很大，且在各行各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或言平均利潤率都在下降的情況下，各行各業的產能過剩又使得中國的PPI連續44個月為負，這已經導致中國經濟中已經產生了極強的“帕廷金效應”，即通貨緊縮加重企業的還款負擔。從這個意義上講，央行通過降準、降息，已經使許多企業的還款負擔減輕了不少，也使地方政府的到期的債務負擔減輕了一些，你又怎么能說央行的貨幣政策不工作了呢？

最近我一直在講，從2007年全球的金融風暴為界看中國的經濟成長階段，才能更清楚地認清目前我國當為貨幣政策。201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在下行，大量企業還款負擔過重，乃至關門和破產。這實際上是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后上一屆政府推出的“四萬億刺激計劃”時一波“天量”規模的商業銀行貸款到了還款期的結果。2008年下半年之后，中國政府的四萬億刺激經濟計劃，從政府財政支出上來看，政府并沒有掏腰包拿出多少錢。因為，這些年來，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一直不大，2009年、2010年和2011年都沒有超過一萬億過。所謂的“四萬億刺激計劃”，主要是商業銀行貸款所推動的。當時，中國政府一說要來個“四萬億的刺激計劃”了，你只要地方敢報項目，發改委就給你批項目，批下來項目，商業銀行就來給你來貸款。搞基建，建新廠房，買新設備，大量的項目投資，大量的銀行貸款和社會融資。結果，這不僅使我國大量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負債急劇攀高，而且通過貸款創造存款，內生地產生了大量廣義貨幣，使我國的廣義貨幣M2在過去七、八年中凈增了100萬億元上下。但是，大家不要只看到我們M2已經超過了135萬億元了，認為貨幣多得不得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們所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余額。這更大，要遠遠超過以商業銀行存款為主要構成的廣義貨幣M2的。

目前中國經濟之所以這么困難，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在前一波四萬億刺激計劃的推動，中國的制造業集聚膨脹，結果是各行各業大規模的產生過剩。企業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煤炭、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家電產品等等幾乎所有行業都產能過剩，這也是PPI已經連續44個月下降的主要原因。企業負債如此嚴重，還款期又到了，以PPI為負形式所表現的通貨緊縮又致使“帕廷金效應”螺旋式地加重。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經濟的這樣發展發展階段上，央行不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能行？故我這兩年在不少場合不斷地講，央行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為其目標，首先當是降低實際利率，減輕企業的還款負擔，救許多在關停和破產生死線上掙扎著的大量企業。能達到這一目標，應該說貨幣政策就工作了，就相當不錯了。

鳳凰財經：前兩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劉鶴到廣東調查，發現仍然產能過剩，有好多的僵尸企業。如果央行再貨幣再寬松的話，那會不會更加產能過剩？

韋森：這代表了一大批經濟學家的觀點，包括我的好朋友許小年教授等等，他們大致都持這種想法。這些經濟學家認為，現在中國的各行各業產能都大量過剩，而過剩的企業大都落在一些落后的傳統產業，所以，在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上，仍應該采取比較緊的貨幣政策，迫使一些產能過剩、負債過重的企業退出，該倒閉的就叫它們倒閉。一些僵尸企業，還不了負債，就應該讓它們破產倒閉。這樣才只能實現騰籠換鳥、產業的轉型升級。

但是，我自己對這個想法是不甚同意的。為什么呢？現在我們提出來以創新驅動來實現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理念上是好的，方向上也是對的。但是，要知道，創新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事情，而且主要是企業的事情，是企業家的事情。不能指望大學生還沒畢業，就都去創業、搞創新。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37年來，中國快速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動力源，就是一大批企業家的崛起。這些企業家大都是從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中走了出來的，下了海，創辦了自己的企業，或承包了企業，也有的是從原來的鄉鎮企業自發成長起來的。不管原來干什么，他們在各行各業拼搏了二三十年，建立了很多很大的企業。他們在實際經濟部門從事經營，更知道在本行業以及臨近行業中創新的機會和可能。經過30多年的創業，一些企業——尤其是在2007至2008年四萬億刺激計劃引領下盲目擴張的那些企業，發現本行業的產能過剩，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或者以低于成本價賣了出去，還不了銀行貸款，企業面臨關門、倒閉的窘境。誰之過？責任要完全由他們來負嗎？現在要看著一大批企業關門倒閉嗎？話說回來，即使這些在各行各業艱難掙扎和打拼的企業家，發現了新的創業機會，但是現有的銀行貸款還還不了，工人工資發不出去，哪有資本和資金以及可能和能力再去搞創新升級？但問題是，一些還沒有畢業、還沒有找到工作年輕人，難道比這些在各行各業闖蕩多年且在企業生死線上掙扎著的企業家更有創新精神和創業能力？

近代以來，無論在什么國家，發明與創新，主要來自于企業，來自于企業家。因此，只有現有的企業和企業家能在目前還款負擔極重，而又產品賣不出去的惡劣環境中掙扎著存活下來，他們未來才能創新，才能實現企業和產業的升級和“騰籠換鳥”。一大批企業家存活下來，他們才更能知道未來要生產什么，該怎么開拓新的市場。最近，國務院號召要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愿望無疑是好的。但是，最近我一聽到這個口號，我馬上就聯想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全民大練鋼鐵”的口號，也使我馬上記起兒時田地間遍地小高爐，四處冒狼煙的“全民大練鋼鐵”的情景。

總之，我的看法是，在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上，政府的所有宏觀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都應該盡最大可能保現有企業不讓它們倒閉，能保多少保多少。當然一些企業確實是在前幾年盲目擴張得太厲害，企業負債極重，產品又賣不出去，變成了現在大家所說的“僵尸企業”。國內應該有一批這樣的“僵尸企業”。實在它們的負債還不了，該倒閉的就得倒，這是不能救的，這也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鐵律。但是，目前全國各地的大量中小企業，現在已經是關停倒閉的一片一片的了，這十分不利于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也會造成當下的失業以及農民工拿不到所欠工資等大量社會問題，且更會傷害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中國企業家精神”。因此，我們政府的宏觀政策，包括貨幣政策、稅收政策，乃至匯率政策，都要首先考慮救這些頻臨倒閉的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而不是再盲目上項目、擴大政府推動的投資，去搞什么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現在企業都關停的一片一片的了，誰還敢去再創業，誰還有能力再去創新？

根據上述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的判斷和最近自己的一些觀察和思考，我在一些年會上提出了對目前央行貨幣政策一點個人看法：要進一步量化寬松，以不支持實體部門(進行項目投資)而進行量化寬松，才能真正救實體部門。

之前，我和國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同行交流，包括一些在央行部門和金融行業的咨詢經濟學家交流，不少人均認為，現在央行通過降低準備金等措施增加基礎貨幣正投放的貨幣政策沒用，因為央行向市場投放的基礎貨幣到不了實體部門，尤其是到不了那些急需銀行貸款的中小企業。我說這個思路本身就有問題。因為，中國經濟經過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到了目前的發展階段上，各行各業均大量產能過剩。在此現有科技革命發展階段上的中國工業化中后期發展階段上，我們的貨幣政策應該是避免銀行壞債劇增和金融風險，而不再主要是再保投資和推高增長。具體說來，就是前幾年高速增長時期，一波劇增的銀行貸款的還款期到了。這時候，應該盡快增加基礎貨幣正投放，使實際利率降下來，以減少現有企業的債務和還款負擔。這才是所有政府宏觀政策的當務之急。

當然，也有許多經濟學家家，包括許小年教授等則認為，目前企業的經營狀況普遍不好，銀行負債嚴重，故央行降低基準利率和增加基礎貨幣正投放，也沒用。他們認為，因為利率的風險溢價太高，你央行想把利率降下來，市場也降不下來。對此，我也有不同看法。多年來，我信的經濟學比較簡單：利率無非是貨幣市場上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的價格。市場上貨幣供給多了，供大于求了，利息率自然就會降下來。所以，我認為，央行不必考慮靠降準和其他量寬辦法所投放的基礎貨幣到哪里去了，是否到了急需貸款的中小企業——如“定向降準”——也不重要。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給多了，基準利率也降下來，市場利率也自然會下來。另一方面，現在的實際利率過高，主要還有PPI為負的成分。當我國經濟從PPI的“通縮”中走了出來，才能真正把實際利率降下來。實際利率降了下來，“帕廷金效應”消失了，才能真正幫企業。一大批現有企業活了下來，才能進行創新和產能“轉型升級”。這就是我要反復解釋的一個道理：目前的貨幣寬松，似要以不明確說支持實體經濟，才能真正救實體經濟。這是我最近的一個的主要觀點。

為什么說如果把降低央行法準金和降低利率不明確支持實體部門才是當為的貨幣政策呢？請大家仔細想一下，如果所有的新增銀行貸款或社會融資全都支持已經大量產能過剩的實體經濟，即再支持新建項目投資，那還不是靠增發基礎貨幣刺激經濟的凱恩斯主義的陳舊政策思路嗎？那結果必定是如劉鶴在廣東調研所見的情形：目前寬松的貨幣政策，會繼續加劇目前和未來的產能過剩問題。這樣所通過降準增加基礎貨幣的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果，在未來必然會導致銀行壞賬越來越多，金融風險會越來越大，最后甚至會產生“去杠桿”的金融風暴。

最近，我曾經就自己的這點初步想法與幾個省市的建行行長們以及上海公積金管理中心的高管講過，也給南方一些省市的市廳級以上干部領導講過。經過解釋，他們聽了都表示同意。他們反映說，現在央行已經五次降準、六次降息了，貨幣市場不怎么缺錢了，但各銀行的超額準備金也在上升。一些行長們說，現在銀行的貸款經理到各處轉了一下，發現實體部門確實很差，很難找到可信賴的貸款對象。一些急需貸款但快要沉沒的企業，各銀行則不敢貸款給它們，貸給它們多少錢，將來都會變成壞賬。而一些真正少數好的企業，又不缺錢。所以各銀行的可貸資金目前應該比較充裕。在此情況下，進一步降低央行的基準貸款利率的空間還是有的。另外，目前央行所規定的貸款和存款的息差太大。到10月24日最近這次央行降息，貸款和存款的息差還仍有2.85%。要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不要央行再規定和公布基準利率了。最近央行好像也有這個意思。在10月26日的一個新聞稿中，央行曾表示，在條件成熟后，央行將不再公布存款和貸款的基準利率。這應該符合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大趨勢，是一項非常值得采取和推動的改革措施。

鳳凰財經：好的企業不缺錢。

韋森：這種情況下，各銀行內部有大量的款貸不出去，超額準備金在增加，乃至攀升。壞企業銀行不敢貸、惜貸，好企業不求貸——“我還不知道我怎么投資，現在房地產不能投，股票不能投，我還不知道我的錢怎么投，我借你銀行的錢干嗎？”在這種情況下，貨幣市場就大量的貨幣過剩，貨幣供給過剩了，實際利率才能降下來。

這里我再給你一些國外的例子，你就就明白了。美國從2007年開始，實際上更早從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期間開始，美聯儲就開始連續降息了。到目前為止，美聯儲已經維持基準利率在0.25的水平上已經十幾年了。在2007-2008年金融風暴后，美聯儲又經過4次量化寬松，增發了許多基礎貨幣，這才使美國在在資本市場上整體上維持了一個很低的利率水平。日本央行實行零利率政策多年了，歐洲央行也維持0.05的利率多年，瑞士則是負利率。你要知道，西方國家的央行之所以發了那么多貨幣，首先是為了維持低利率，因為他們的政府負債很高，經濟復蘇步履維艱。但是要看到，盡管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負債很高，但整體來看企業負債率并不怎么高。我們國家的情形正好反過來，企業的負債很重，政府的負債率相對而言還不算是很高。按照麥肯錫的估算，在2014年，我國的企業負債(包括非金融企業和金融企業的負債)、政府負債、家庭負債加在一起，為GDP的282%。其中，企業負債是125%，就是1GDP有1.25的負債。按照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劉元春教授的團隊的最近估計，現在中國的非金融企業負債與GDP比例已經高達將近1.68倍，再加上地方政府有30多萬億元的負債(包括連帶隱形負債)，遠遠超過100萬億。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問你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的利率像日本、歐盟和美國那么低，那還怕什么？反正沒多少利息要付，這樣中國的大量企業就會輕省很多。

2014年年底以來，我們的貸款利率已經降了好多次了，但現在仍然4.35%。這4.35再加上5.9的PPI為負的通貨緊縮，實際利率仍然超過10%。現在又有哪個行業和多少家企業的稅前利潤能超過10%？企業賺的所有的錢，還不夠還銀行的利息。這樣下去，我們的國民經濟還怎么發展？金融風險還不會越積越大？這將來還能持續下去嗎？

在大多數企業的稅前利潤還不了銀行利息的情況下，央行增發貨幣基礎貨幣正投放沒用？市場上貨幣供給多了，降低了利率，恰恰最有用。看不到這一點，大家就怎么亂說貨幣政策無效了呢？今年4月份那一次央行一次降準的力度很大，接著又通過降準和其他渠道增發了基礎貨幣，然后像Shibor。無風險利率都馬上開始往下降。如果央行繼續發基礎貨幣，繼續降息，把貸款利率降到像美國、歐盟、日本那樣，至少像澳大利亞那樣2.25%的水平，那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就會輕松很多，企業的日子也就好過得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貨幣政策就是增加基礎貨幣正投放，且不必明確說為支持實體經濟(投資)而發貨幣，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救實體經濟、救企業，也連帶救了負債累累的一些地方政府。

鳳凰財經：最近財政部朱光耀副部長在反思3%財政赤字率紅線，李克強也說只有2.3%，但是他也說同時要加大減稅力度。您怎么看財政政策？

韋森：最近，有一種說法，貨幣政策不工作了，所以政府的宏觀刺激政策要轉而運用財政政策。這種觀點認為，既然貨幣政策推不起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那就用財政政策來推吧！其實，這種觀點也是有問題的，且問題很大。當然，如何具體運用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應該說是有分歧的。是政府繼續運用赤字財政來擴大政府的項目投資，還是通過減稅來支持實體部門的發展，這是兩條不同的財政政策思路。我個人是支持減稅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從2007年到現在，我在一些平面和網絡媒體中一直呼吁政府減稅、減稅、再減稅，我已經喊了七八年了。現在，總理和財政部總算承認要減稅了，但是還只是講要結構性減稅，而不是總量減稅。

首先，我還要講一下自己對當前中國經濟的基本判斷。在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上，即在這一輪中國工業化的中后期發展階段上，各行各業均產能過剩，PPI連續44個月為負，且還在往下走。在此情況下，政府的所有宏觀經濟政策，當以救微觀單元的企業為第一要務，而不是再擴大投資。從貨幣政策上來說，就是通過增加貨幣供給和降低央行基準利率把實際利率降下來，這是救企業第一招。第二招，就是讓人民幣匯率隨著國際市場外匯的供求讓其自然貶值。現在中國經濟增速在下行，外貿出口增速為負，熱錢在外流，央行的外匯儲備在減少，這些因素加起來，人民幣匯率自然會有貶值的需求。人民幣相較其他主要國際幣種貶值了，會對數十萬家出口企業有利，這是明擺著的道理，幾乎不用解釋。中國大量與出口有關的企業盈利本就非常少，甚至大量虧損，如果人民幣匯率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而貶值了，許多企業馬上就能活了來了。第三，如果我們的政府能真正采取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就能大幅度的減少企業的負擔。大量企業活了下來，熬過了目前的經濟困難時期，中國經濟才有未來。

就此而論，現在我們的決策層終于承認要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改革，這應該說是好事。但是要知道，強調供給側的改革，采取供給學派的經濟學主張，絕不是再來一輪大規模的靠政府設計和引導的人為的產業轉型升級，而產業的轉型升級，一方面是人類科技革命發展階段的自然結果，也主要是市場和企業選擇的結果。另一方面，當然不能靠再次啟動大規模的投資來實現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了。從理論上來說，任何經濟增長都是高投資率的結果，這沒錯。因為，任何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都是投資率高速增長時期。但是，到了目前中國經濟的現在發展階段上，各行各業均產能過剩，企業和政府負債都很重，再靠高投資率來推動經濟增長，那會導致中國經濟沿著現有的發展路徑上越陷越深。在這一點上，我是非常同意吳敬璉老師等經濟學家的觀點，無論如何不能再一波強刺激政策了。因為我們各行各業產能已經過剩了，且現在產能過剩這么厲害，你再來更高投資率來刺激經濟增長，或靠政府推動的投資來保經濟在一個不能維系的超高增長速度，那只會在將來有可能把中國經濟推向更嚴重的大蕭條。

強調供給側的管理，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措施當是減稅，通過減稅減少企業的負擔，把企業救活，讓企業有更多的資金度過前幾年貸款高峰所導致的還款負擔高峰這個難關，這個應該是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第一要務。

在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上，很多企業資不抵債，還款負擔沉重，外貿訂單在減少，企業勞動力成本在上升，加上產能過剩，產品賣不出去，日子非常難過。但是，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下，各級和各地稅務局和財政部門的官員們卻忙了起來。因為完不成年初所定的稅收和財政收入的增長目標，各級財稅部門加大了稅收檢查和偷稅漏稅的稽查力度，到企業來挖掘稅收。敦促企業依法納稅，這本來沒有什么問題。主要問題是，我們中央政府所定的財政收入的增長目標仍然太高。盡管這幾年全國的經濟不是太好，企業負債很重，產品過剩，PPI為負，出口訂單減少，大量企業面臨關停甚至破產倒閉的窘境，但是我們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目標前幾年都是定的為8%。今年定的低了一點，仍為7.5%。今年的政府的GDP增長目標才為7%，財政收入增長目標卻為7.5%，這說明從全國來說，政府稅收的彈性系數仍大于1。如果再加上通貨緊縮，政府的稅收彈性系數遠遠大于1。在此宏觀經濟格局下，大量企業面臨關門和破產倒閉的窘境，而我們政府稅收和財政收入還保持多年超過GDP增速的高速增長速率，這在邏輯上不通呀！政府的稅收和財政政策問題是很大的。這種局面和思路不改，能行？

鳳凰財經：10月份全國財政收入還是8.7%的增長。

韋森：李克強總理說要減稅，似乎講了多次了，但主要講的還是結構性減稅，而不是總量減稅。請問今年的GDP的增長目標定得是多少？7%。但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定的目標是多少，7.5%。政府財政收入比GDP的收入增長目標比GDP增長目標還高0.5個百分點，這叫減稅嗎？現在中央強調從供給管理側做文章，那首先要考慮的政策就是減稅，使整個國家的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比方說，明年李總理在做《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可以說：考慮到全國大部分企業經營比較困難，2016年我們的財政收入不再增加了，或者定為零增長，或者定為負增長，這才叫真正減稅了，對不對？政府的稅收和財政收入，不能老在一個“棘輪效應”上運轉，總是只增不減，哪個國家、哪個朝代只有這個道理？看看西方發達國家的商業周期歷史，就會發現，只要國家一發生經濟危機，政府刺激經濟的第一選項就是減稅。而我們呢？一看經濟增速下滑，就馬上想到政府花錢和政府所推動的投資。現在財政收入增速下滑了，這個思路還根本沒改變，現在又多了要靠更大的財政赤字來推動政府的投資。這個傳統的管理國民經濟的思路，今天要徹底改變才行。改變了這個傳統思路，才能叫真正的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鳳凰財經：韋森老師已經呼吁減稅很久了，減稅我非常贊同。

韋森：話說回來，如果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定了總量減稅的宏觀政策目標，那各級政府和財政部門、稅務部門的工作就好做了。既然我們的總理都已經說了要減稅了，要減少政府的財政收入了，稅收不再要求快速增長了，我們就沒必要中央定個7.5%，地方定個8%，市里定個9%，縣里定個10%了。多年來，我們政府的行政慣性是各級政府要完成財政收入的年度增長目標，把財政收入的增長作為各級政府的政績來報，那就要層層全面加碼，對不對？如果你中央政府定了總量減稅目標，說下年稅收和財政收入我們不再增長了，那各級地方政府和財稅部門的工作人員工作也就好做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減稅。

鳳凰財經：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就是所謂的財政政策一方面是減稅，還有另一方面是財政支出在增長。10月的數據顯示全國財政支出同比激增36%，創40個月來新高。

韋森：剛才我們光談財政收入了，還沒談財政支出問題呢！朱光耀副部長講要加大財政赤字，之前我以前在好多地方也講過，我們的財政赤字原來只有1點幾，不到2%，不算高。今年兩會期間，樓繼偉部長也說，我們政府的財政赤字率大致為2.3%，實際可能會到2.5%。即使到了2.5%，相比發達國家政府多年的財政赤字率而言，也應該說不算太高。即使到了3%，好象也沒大問題。但是，今天我還是要對新出現的靠增加財政赤字來刺激經濟增長的思路提點不同看法。我的不同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說政府一說要減稅，首先考慮到就是財政赤字增加。反過我們不禁要問：現在各級政府為什么不考慮節支、節流呢？

這里，我不妨先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各級政府在國庫賬戶里的結存資金結余有多少？近幾年，我們政府的財政國庫賬戶中的積存資金，就是財政資金結余部分而沒有支出去的，都在4萬億元以上。這幾年，每年4月份到7月份，我們的李克強總理都要開一兩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敦促全國要盤活“國庫庫底資金”，即讓大家快點花錢。財政部也曾還專門下達過一個文件，敦促大家快點使用庫底資金，快點花錢。今年4月1日，李克強總理又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要盤活政府存款和國庫存量資金，并提出了兩點新的要求：第一條，如果是任何單位的庫存資金總花不掉，仍然結余在那里，要行政問責；第二條，如果有的單位庫存資金還仍然花不掉，就要調節給其他單位用了。

有人做個統計，過去連三年中，李克強至少有十幾次講要盡快盤活國庫存量資金了，有些是提盤活存量貨幣，有些是提盤活沉淀資金。但是兩三年過去了，政府在央行國庫的庫底資金和其他存款就是盤不下來。央行國庫庫底資金，加上各級政府幾十萬個“財政專戶”中的存款結余，目前恐怕還仍然在4萬億以上。這兩年，中央又推出了八項規定，導致許多地方政府的行政經費都花不完，出現了大量結余，成了各級政府的一件非常頭痛的事情。那么，我們就要問：既然全國各地大批企業經營都這么困難，但是反過來各級政府行政經費卻大量結余在那里花不掉，為什么中央政府就不考慮在明年的財政支出上減少政府行政經費開支呢？如果政府的行政經費減了下來，不就會減少政府的財政赤字了么？

概言之，如果現在中央政府要采取供應側的管理，并不是只有減稅一個維度和選項，政府減少行政開支，節支、節流，也是應該做的呀！

在任何國家的任何時期，財政赤字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小越好，收支平衡最好。在政府的財政赤字問題上，很容易出現像癮君子抽吸鴉片一樣的上癮。把政府財政赤字做得很大，當然也可以很刺激經濟。但是，這是卯吃寅糧，像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的政府一樣不負責任地把稅收負擔推到未來，推到下一代。

所以，既然決策層要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改革，減稅就一定要做。不然，全是虛的。但是，減稅，也不能盲目擴大財政赤字。通過擴大財政赤字來刺激經濟，這個想法是誤國誤民的，連凱恩斯本人生前都曾堅決反對。財政赤字加大，如果是一方面減稅，另一方面要政府擴大投資，這樣造成的結果將會比現在更糟。當然，即使現在不強調更大一輪的刺激政策和銀行貸款所推動的投資，各地方政府為了保經濟增長，還是要上項目。目前我們的在建項目投資已經很大了，實在不能再加碼了。例如，2014年7月30日，原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中透漏，2013年全國投資和GDP的比例達76.7%，而這個比例“十一五”是59.5%，“十五”是41.58%，“九五”是32.83%。按照哈繼銘博士的研究，之前，中國的投資在GDP中占比最高的時候是1958年“大躍進”時期，達到了42.8%，而到2014年已經升到了47.8%，比大躍進時期還高。目前各種統計數據不一，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接近50%，已經是歷史最高的了。不然我們外貿出口在下降——甚至為負的，消費增速也在下降，不靠如此高的投資率，我國的GDP增速也不可能有6.9%。但是如此高的投資率，實在不可能再加碼了，更不可能靠政府出錢的“赤字財政”來進行政府直接投資來加碼。這會惡化中國的經濟結構，最后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鳳凰財經：其實減稅后將來政府收的稅收會更多的。

韋森：對。現在減了稅，企業活過來了，政府明年可以繼續收稅。如果不是這樣，在目前整個經濟增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如果各級財稅部門為了完成當年的財政收入增長目標而拼命征稅，征得企業都關門了，那下年和以后年份的當地財政收入就會減少了。這就是經濟學中拉弗曲線所講的淺顯道理。所以今天決策層強調供給側的改革，希望一定要把減稅列為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首要選項。一方面要減稅，另一方面要在政府的行政支出上節流，千萬不要再靠加碼批項目、擴大投資來刺激經濟增長，更不可盲目靠增加財政赤字來增加投資。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克服目前的困難，在長期走向良性增長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