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8月的股市暴跌，監管層通過媒體把公眾關注的焦點引向了境外機構“惡意做空”，不惜動用公安系統直接調查取證。而密集調查的結果卻發現：最大的做空勢力來自于“莊家”出逃引發的踩踏！由此引發了股市莊家之間“狗咬狗”的罵戰，有道是：牛市死在豬身上讓狗吐血！股市莊家的“狗血”罵戰牽出了一條黑線，上有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下有“寧波敢死隊”黑莊徐翔，背后則是證券監管體制內在的黑洞。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那樣：“近期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說明，現行監管框架存在著不適應我國金融業發展的體制性矛盾。”

中國證監會的監管框架是在90年代中期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有二：其一是主管證券審核的發行部，其二是自上而下的機構部。這樣的監管架構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完成的，或許可稱之為“半市場”的監管體制。從組織架構上看，證監會類似于控股公司的總部，自上而下監控著旗下的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這種自上而下的監管可以細化到管人管股票，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人際關聯，卻可有效監控主要負責人的道德風險。

早期證券市場的規模很小，交易量很低，管住了證券從業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就等于是管住了市場。從這個角度看，當時形成的監管框架和證監會的市場定位相適應，因為當時的證監會不僅是證券市場的“道德天使”，還承擔著“為國企脫困”而融資的經營責任。客觀地說，證監會并不是監管者，而是證券市場的經營者！可有效監管證券從業人員的道德風險，卻難以約束證監會從業人員的道德風險。如今股市長大了，如俗話說的，樹林子大了啥鳥都有。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人際關系網絡上下延伸，盤根錯節，道德天使隨時可能淪為政治娼妓。與此同時，內線交易和與之相關的股市暴利也越來越大，這種自上而下的監管體制幾乎必然滋生市場操縱和內線交易的行為。監管層的部門負責人可以“道德天使”的身份居高臨下，股市暴利如水中游動的錦鯉，唾手可得，官場與市場的結合必然導致權力尋租。制度性的尋租一旦存在，相關人士之間的攀比行為也會出現，由此演繹，監管體制本身就成為中國股市頻發系統性風險的因素之一。如果說，第一代監管者還有改革開放初期能夠自我約束的道德情懷，其后繼者卻可以通過監管框架所授予的權力把尋租市場開發到極致！

現行監管框架內在的尋租市場存在已久，只是在本次股市劇烈震蕩中暴露得淋漓盡致，并引發了高層決策者的關注。改革如箭在弦上，改革的方向也很明確，其一是市場化，其二是現代化，其目標是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小改是證監會的內部改革，大改則是“一行三會”的框架重構，在我看來，習主席所期望的制度性改革應該是后者而非前者。

國學之中，儒家倡導“仁義禮智信”，將“誠信”二字定義為立國之本。同理，金融監管機構的“誠信”就是國家的誠信，所以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應跳出自上而下的監管框架，廢除發行部，廢止機構部，在推行股票發行注冊制的同時，推行從業機構備案制。過去三年以來，中國股市的流通市值已經超越日本，上升為全球第二大市場。根據15年前簽署的WTO協議，今年全面開放市場的承諾，中國的市場也應包含股票市場的對外開放。因此，應在監管框架的改革中體現開放精神，與發達國家的監管框架接軌。

股票發行注冊制，從業機構備案制和證券市場的全面開放是三位一體的制度性變革。這一改革思路看似簡單，卻足以消除現行監管框架中的尋租市場，從而建立金融監管的權威和證券市場的誠信。

(金巖石，學者、原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