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一”期間，北京白領蘇女士從網上旗艦店搶了一條599元的羊絨裙，正喜憂參半地等著收貨。便宜是便宜，但會不會是假貨？以往多次買到假貨的教訓告訴她，“旗艦店”也不那么讓人放心。就在“雙十一”之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互聯網領域侵權假冒行為治理的意見》，將網上銷售假劣商品、網絡侵權盜版列為重點打擊對象。

“雙十一”期間，北京白領蘇女士從網上旗艦店搶了一條599元的羊絨裙，正喜憂參半地等著收貨。便宜是便宜，但會不會是假貨？以往多次買到假貨的教訓告訴她，“旗艦店”也不那么讓人放心。

就在“雙十一”之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互聯網領域侵權假冒行為治理的意見》，將網上銷售假劣商品、網絡侵權盜版列為重點打擊對象。

互聯網在帶來豐富和便捷的同時，也因侵權假冒大量發生而讓人頭疼。在“互聯網+”時代，怎樣才能讓“李逵”打敗“李鬼”，營造一個開放、規范、誠信、安全的網絡交易環境？

假貨之傷戳痛了誰

業內人士稱，互聯網為造假披上更隱蔽的外衣，形成線上線下造假“一條龍”利益鏈：造假者、網上批發商、物流公司、實體賣家，整個過程分工明確，已初具公司化運作特征。

此前浙江警方曾破獲一起跨越7省市、涉案總金額達6200萬元的假冒安利案件，造假各環節就是通過網絡“對上眼”的。公安部門偵查發現，作案者通過線下采購原材料灌裝生產，然后在互聯網尋找批發商，經物流公司將假貨配送下家。

說到底，假劣商品戳痛的還是消費者。安利(中國)區域公關事務總監李君介紹，安利公司目前生產和銷售數百種產品，由于不法分子造假手段不斷升級，普通消費者根本無法一一了解每種產品的真假區別。

某些地方假貨太多，導致一些消費者對那里的商品產生排斥。有些網購者一看鞋來自福建莆田就不買，于是售假者又發明了“異地上線”——將貨物先從莆田寄到異地，再從這些地方寄到客戶手中；而消費者能查詢到的快遞單號跟蹤則是從異地開始的，而不是從莆田發出的。這意味著，消費者網購時，無論發貨地點顯示是上海、廣州等國內城市，還是美國、韓國等海外地區，他買的都可能是產自莆田的假鞋。

各方聯動劍指“毒瘤”

對于網絡假冒侵權這一“毒瘤”，打擊從未停止。

今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提出，保障電子商務網絡安全，確保電子商務交易安全，預防和打擊電子商務領域違法犯罪。近日下發的《關于加強互聯網領域侵權假冒行為治理的意見》，提出了更明確的打擊目標。

全國打擊侵權假冒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柴海濤介紹，農資、食品藥品、化妝品、醫療器械、電器電子產品、汽車配件、裝飾裝修材料等關系到消費健康安全領域領域，成為打擊整治的重點。

據悉，在監管方式上，除了線上線下治理相結合，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信息技術已引入互聯網打假；域名屬地化、IP地址精細化管理和網站備案管理，推行網絡實名制，推廣使用電子標簽等新措施，已全面展開。

商務部、工信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食藥監總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部門紛紛加大對網絡假貨侵權的打擊力度，今年上半年被處置的違法違規網站達172個。

在這場打假戰中，企業也紛紛從幕后走向前臺。

阿里巴巴集團因假貨而一再卷入輿論漩渦。鮮為人知的是，這家企業里，專職負責打假的員工已超過2000人，去年打假投入超過10億元，刪除的鏈接總數為1.3億件，其中權利人投訴刪除1200萬件，公司主動發現并刪除1.2億件。

如何突破網絡打假難題

網絡商業模式日新月異，法律常滯后于技術的發展。不管對企業還是執法部門，都常會面臨缺乏可參考規定的難題。

不容回避的是，一些知假買假的消費者助長了侵權假冒的氣焰。

有這樣一個例子：北京一位王女士花1000元買了個假的巴寶莉手提包，劃傷后拿到正品巴寶莉柜臺去修理，店員真就給修復了，根本沒看出來這是個假貨。這位女士并不因買假貨而苦惱，看見柜臺上“同款”正品標價近一萬元，她反倒“偷著樂”。

上海市商業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齊曉齋認為，消費者應提高自己的保護意識，不能知假買假，為虎作倀；相關部門和企業也應給予消費者更多產品辨偽的宣傳。

“線上打假主體多、力量散、效果微問題突出。”浙江杭州市質監局局長邵新華建議，盡快擴大電商平臺和執法部門打假合作，推動主要電商平臺建立信息通報制度，實現電子商務投訴舉報、違法案件相關數據的互通及執法協作。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來小鵬認為，要加快電子商務立法，研究制訂電子商務平臺與網上經營者侵權假冒責任劃分的相關規定，制定統一編碼的電子商務交易產品質量信息發布規范。

“針對利用微信、微博售假等新問題，需推進信用體系建設，發布失信企業‘黑名單’。”柴海濤說，去年以來，商務部推動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正著手建立全國侵權假冒“黑名單”數據庫，將適時向社會公眾提供查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