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泰方面的很多商業模式包括業務思考，都在這個理念下。菜鳥的模式和思路就與此相關，它是一個平臺，物流跟快遞的數據平臺，所有快遞公司都可以來共享，將來會提高整個行業的管理水平和效率，社會資源也會得到很大節約，因此它會產生很大社會效益。但這個社會效益不用靠企業損失經濟利益的方式來實現。它本身是商業模式的創新，社會效益是附加值，是與生俱來的。這是商業追求共享價值的一個體現。

原標題：沈國軍：公益與商業相結合需要創新智慧

“共享價值”的主要表達方式是社會創新

《中國慈善家》：你提出的“共享價值”理念跟社會企業這一概念似乎有相同內核？

沈國軍：對，其實核心內容是一樣的，但它比社會企業那四個字更直觀，更便于理解。你做一件事情，既做了公益，又做了商業，也就是說，既產生了社會效益，又收獲經濟效益，在未來，這一定是主流方向。

《中國慈善家》：是商業與公益某種適當的融合？

沈國軍：的確。比如四川老河溝生態保護區，我們接手管理后，在當地發展生態農業，改變農民、農戶的舊有謀生方式，讓他們的謀生行為不再有悖于生態保護，而是賺錢的同時，有利于生態保護。

具體來說，這個項目創造了商業價值，同時也產生了公益價值。這個價值實際上就是可以共享的價值。過去賺錢會破壞環境，反過來，保護環境還需要再投入人力物力，這本身是種資源浪費，同時也增加了環保難度。但我們把價值共享帶進去，不但更好地解決了問題，還節省了資源和成本。人性是趨利的，趨利并不是壞事，關鍵是如何把趨利引到更有意義的方向上。

《中國慈善家》：這是把商業手段引入公益，公益思維如何引入商業，同時又不出現“排異反應”？

沈國軍：不是所有公益和商業的結合都能達到好的結果，這需要不斷思考和創新，企業家最擅長創新。我跟馬云接觸多一點，近幾年，我們一直在聊這個問題，如何在商業領域創造共享價值。

銀泰方面的很多商業模式包括業務思考，都在這個理念下。菜鳥的模式和思路就與此相關，它是一個平臺，物流跟快遞的數據平臺，所有快遞公司都可以來共享，將來會提高整個行業的管理水平和效率，社會資源也會得到很大節約，因此它會產生很大社會效益。但這個社會效益不用靠企業損失經濟利益的方式來實現。它本身是商業模式的創新，社會效益是附加值，是與生俱來的。這是商業追求共享價值的一個體現。

《中國慈善家》：如此看來，這一概念是用來探討資源整合優化利用的問題，方法是以創新方式共享。

沈國軍：一定是的，其實這個概念很寬泛。對于商業來說，它要有公益性，創造社會效益，對于公益來說，它要以商業思維、手段來提高效率，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創造出對社會有益的、可共享的價值。但這個理念不并限于狹義的商業或者公益慈善范疇，它涵蓋的范圍更廣，是種價值追求，而主要表達方式是社會創新。

若環境變好，很多企業家會裸捐

《中國慈善家》：去年6月份，你跟馬云、比爾蓋茨、牛根生、任志強等人吃了一頓晚飯，聽說席間一直討論的是慈善話題？

沈國軍：都是聊公益慈善，沒有聊生意。當時我們也重點說了說銀泰跟北大合作的社會公益管理碩士項目，也邀請蓋茨擔任這個項目的榮譽教授，他答應了，北大也批了。

《中國慈善家》：你跟馬云私交不錯，公益方面應該有很多交流。

沈國軍：他現在對公益方面關注越來越多，我們之間也有相互影響。銀泰很多公益投向：教育、環保，包括銀泰在河北的農業扶貧項目，馬云都會參與，很支持。做事情需要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他對這個事情不認同不理解，那沒法合作推動。

我過兩天飛美國，主要是為了“桃花源”的事，我們會去生態保護地兩天。馬云跟馬化騰是“桃花源”的聯席主席，實際上他們在商業上有競爭的，但我說，公益的事，你們兩個人可以一塊來合作，這也體現了中國當代企業家的開闊心胸。

企業家聯合起來做創新公益，是很有意思的事。

《中國慈善家》：縱向來看，改革開放后中國企業家對財富的認知有怎樣的變化？

沈國軍：變化非常大。現在的中國企業家，七八十歲的不去說他了，他們還蠻傳統的，我覺得有很多50后、60后以及更年輕的企業家，他們對財富的觀念有重大的改變，越來越新，不會那么傳統。

我的很多企業家朋友都在說，今后只要中國的公益慈善立法完善，管理先進，有公信力，跟國際接軌，很多企業家都會裸捐。現在的主要問題是環境還不夠好，企業家辛辛苦苦掙一輩子錢，可以拿出來做公益，但他不想讓別人把錢浪費了。如果真正能捐到他自己想要捐的地方，他很愿意。很多企業家沒有那么傳統，也沒說一定要把財富都留給自己的后代，他可能留一部分就夠了。

把錢都傳給后代有什么用呢？從古至今，富過三代的又有多少？把那么多財富傳給子女，弄不好反而害了他們。

《中國慈善家》：我們接觸的企業家，多有類似表達。

沈國軍：就是這樣子，企業家如果沒有不良嗜好，他用不完那么多錢。我一直說，做公益其實也不完全是為了別人，也是為了自己，你做很多公益慈善，內心會很充實。幫到別人，就是幫到自己。

說回來，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公益慈善的法律環境太不理想。我的很多朋友也有去做家族財產信托的，財產信托只能到國外去做，因為在那里受法律保護。但中國不行。

關注“未來的項目”

《中國慈善家》：你是北京浙江企業商會會長，從整體上看，你覺得現在中國一些商會對公益的參與度如何？

沈國軍：2004年，我被選為北京浙江企業商會的第二屆會長，第三屆、第四屆我是名譽會長，去年被選為第五屆會長，算起來，也做了10年了。純粹是當作公益來做的。

我們商會里也有公益捐款這類活動，但基本上還是以突發性自然災害的災區捐助為主。一般都是代表商會捐些善款，臨時性的，不系統。事實上，我覺得這也是現在各商會普遍的情況。相較于民國時期，企業家在商會這種組織形式下，暫時對公益慈善的參與還不夠。

《中國慈善家》：民國時期的商會捐款量非常大，對慈善的參與也非常積極。

沈國軍：某種角度上看，當時社會的慈善氛圍相對好一些，企業家對公益、慈善參與很多。杜月笙是當時商界最叱咤風云的人物，他本身是法租界商界總聯合會主席，也是當時紅十字會的副會長，那時候公益機構里很多都是企業家。當年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寧波人，發動他們商會里的企業家和家族的公益機構為抗戰捐了很多飛機。類似的例子有太多了。

《中國慈善家》：銀泰基金會的成立，是你個人和銀泰系統性做公益的起點么？

沈國軍：我本人對公益理解其實很寬泛，倒不一定說有了基金會，或者是你參與某個具體的公益事業，這跟我提出的“共享價值”有根本聯系，就是只要有公益的心態，任何時候都可以參與公益，產生公益的表現、表達，都可以的。只要是對社會進步有貢獻，對解決社會問題有貢獻，我認為就是公益。

《中國慈善家》：你更關注一些發展中的領域，比如美國很多機構都在做文化、藝術類公益項目，在這方面，銀泰基金會關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項目就很典型。

沈國軍：沒錯。救貧救急這些基礎慈善當然非常重要，但我覺得不能做濫，泛做，否則就是資源浪費。現在基礎慈善大家都在做，實際上很多地方在浪費資源，效率很低。我作為企業家，那就發揮我的特長，主要關注一些新領域，發展中的領域，去做一些創新。

《中國慈善家》：早期應該也做了不少比較傳統的公益項目。

沈國軍：一開始確實如此，參與公益總有個過程的。從1997年中國銀泰投資有限公司組建，一開始規模比較小，早期“撒胡椒面”式的公益我們也做過不少，很多都蠻傳統的，這里捐一點，那里捐一點。有的捐對了，也有的效果并不理想，過程中有很多感悟。

隨著企業的規模不斷做大，在這方面投入也相應增加，我們就開始關注一些有價值、有意義，但還未得到發展和推動的項目，一些未來的項目。近現代史研究項目是其中之一。

《中國慈善家》：銀泰公益涉足的環保、教育項目也有類似特點。

沈國軍：生態保護屬于環保領域，但我們是用創新的模式來做，把國內很少嘗試甚至從無到有的模式地建立起來。

社會公益管理碩士項目屬于教育領域，很多人和機構在做教育，但我們實際上是在填補空白，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么一個專業，十個人可能改變不了什么，對吧？一百個人可能有點作用，假如一千個人甚至一萬個人在公益慈善行業里工作，他們是經過非常系統的訓練的，有更好的理念，有寬闊的視野，有更專業的能力，那會對整個行業水平有很大的改變和提升。這一點上，我相信比捐多少錢更有意義，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