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會之后，新公布的中共中央十三五規劃建議(全文)并沒有涉及到“地票”制度，而在此之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中則提出對“地票”制度的試點提出要繼續實踐。這其中所反映的政策微妙信息，頗為耐人尋味。

土地是財富之母，土地制度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事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今年1月，中央就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等工作發布了指導意見。這是推進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無不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和智慧，要鼓勵地方、基層、群眾解放思想、積極探索，推動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良性互動、有機結合。”重慶地票改革作為一種先期探索，應當按照中央的要求，完善相關制度，持續深入推進，逐步形成常態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做法。結合地票制度近年運行情況的分析，今后還可以進一步完善三個方面。

第一，優化配置建設用地計劃指標和地票指標。地票具有與國家下達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相同的功能，在兩種指標并存的情況下，應該科學確定地票在供地總盤子中所占的比例，這是保障地票制度長期穩定運行的關鍵。地票占比太高，會影響其價值，地票占比太低，節約用地和反哺農村、農民的實際效果又不明顯。

為此，重慶市規定，國家建設用地計劃指標主要滿足基礎性、民生性用地需求，經營性用地一般通過購買地票獲取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按照《重慶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2020)》，考慮到人口流動帶來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趨勢，2020年前，重慶將完成近20萬畝農村建設用地復墾任務，每年約有3萬畝，恰好與地票需求規模相當，地票制度運行是可持續的。

第二，準確把握地票制度的適用范圍。地票制度必須是城鄉建設用地指標遠距離、大范圍置換，就近城鎮化并不適用，也無任何意義。這是因為，城市近郊農村土地潛在價值本身就比較高，通過征地動遷，農民即可獲得較高的經濟收益，沒有必要搞地票交易。而遠郊農村的閑置建設用地，受區位所限，開發建設機會相對較少，土地價格很低，一旦通過地票交易，就可以突破級差地租的桎梏，充分顯化其價值。重慶地票主要來源于相對偏遠的渝東南、渝東北地區，也證明了這一點。

目前，我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已進入“試水”階段。城市近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與遠郊地票交易制度若能形成有效配套，就可以讓農民無論離城市較近還是遠居偏遠山區，都能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第三，科學設定地票基準價格和收益分配機制。地票作為城市建設用地的“許可憑證”，其價值是通過土地交易所的市場交易過程而實現價格發現的，其價格必然會受落地區域土地供求關系的影響。我們按照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做好地票在市場中供應量的調控，以及地票上市基準價格的兩方面調控。

目前，重慶地票實行每畝17.8萬元的最低交易保護價，就是參考地票生產成本、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耕地復墾費等多種因素，綜合考慮農民利益保護與地票落地區域的經濟承受能力而制定的。下一步，我們將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地票市場運行情況，適時對基準價格進行調整，既使農民權益得到有效保護，也不至于過度加重城市發展負擔，從而讓地票改革更健康、更可持續地向前推進。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項系統性、全局性、政策性極強的復雜工程，關乎億萬農民生存根本，關乎城鄉統籌發展，也涉及土地管理法、物權法、擔保法等法律法規的適時修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重大改革成果也需要通過法治來鞏固。我們期待，理論界和實務界全面準確掌握重慶地票改革的法理邏輯、操作路徑和配套制度，并提出更有利于實現改革目標的意見和建議，為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做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