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戶籍制度管理最為嚴格的城市——北京，近日公布了《北京市積分落戶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至此，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市區常住人口超千萬的中國四個超大城市，均已提出或實施各自的積分落戶指標體系。這無疑給在四個城市懷揣落戶工作生活希望的，總量超過3000萬的常住外來人口，帶來了新的選擇。

中國戶籍制度管理最為嚴格的城市——北京，近日公布了《北京市積分落戶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至此，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市區常住人口超千萬的中國四個超大城市，均已提出或實施各自的積分落戶指標體系。這無疑給在四個城市懷揣落戶工作生活希望的，總量超過3000萬的常住外來人口，帶來了新的選擇。

積分落戶政策，此前已在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國一線城市實施。這一政策對當地戶口申請者進行打分，主要包括加分和減分兩個部分。加分項主要包括教育背景、專業技術職稱、社保繳納年限等內容，而不良信用記錄、犯罪記錄、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等均成為減分項。達到一定分數線的，按照政府公布的指標總量，可以申請獲得當地戶籍。

由于北上廣深四個超大城市發展特點不一，積分落戶指標體系也不盡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均提出了對積分落戶的區域導向。其中北京出于人口向城市中心區以外疏解的壓力，對申請人就業地和居住地進行了加減分區別對待。

在從經濟角度考量的積分設計上，北京對產業轉移和創業提出加減分設計，上海、廣州、深圳對投資帶動當地就業提出了加分設計，另外深圳更是對申請人繳納個人所得稅多少設計了積分體系。

同時，四大一線城市對申請人群教育、工作導向有所不同。北京提出僅對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背景的申請人進行加分，體現出對申請人受較高教育程度的要求。而廣州、深圳兩城市積分落戶政策受益范圍更廣，并不局限于高端人才和高學歷人才。其中廣州市明確表示為環衛工、公交司機、醫療人員等一線人員開辟入戶新通道。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表示，實行積分落戶后，各個城市根據自身特點制定相應政策，使評價指標體系更具彈性，也更有綜合性。

不過，對于這些“復雜”的積分指標體系，不少在北上廣深生活工作的非本地戶籍市民表示，即便擁有高學歷、高收入，幾個城市還大多要求積分落戶者需連續7年不中斷地繳納社會保險，這意味著要想積分落戶首先要“熬時間”。但大部分人對于戶籍政策“開閘放水”仍然表示歡迎。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四大一線城市出臺更加開放戶籍政策的背后，是中國城市人口壓力的日益增大。

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的城市常住人口分別達到2425萬人、2151萬人、1308萬人和1077萬人，而四個城市常住外來人口總量已超過3000萬人。

專家指出，每個城市積分落戶政策不同是出于各自城市的特點。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北京的人口矛盾在全國最為嚴峻，所以對于人口流向設置了加減分指標。

目前，在中國實施積分落戶的超大城市當中，每年積分落戶指標總量均由政府動態掌握。如廣州近幾年來積分落戶指標在3000-5000人，天津2015年指標總量控制在2萬人以內。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肖俊認為，北上廣深等中國超大城市現行積分落戶政策對于外來人口落戶還是較難的，同時政府對于積分落戶具體實施和政策調整過程還應該更加透明。

不過，對北上廣深生活工作的外來人口來說，也并非僅有積分落戶一條路徑選擇。12月12日中國國務院出臺的《居住證暫行條例》明確提出非戶籍人口在居住地享有義務教育、基本公共就業服務等九項基本公共服務，以及辦理出入境證件、機動車登記等七項便利。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認為，在中國繼續城鎮化道路的過程中，人口還將繼續保持向超大城市集聚的態勢。在這種情況下，戶籍政策的有序放開，順應了超大城市人口遷徙內在要求，同時也結合了人口調控的客觀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有專家提出，根據目前現狀，中國一線城市和大區域中心城市目前無法承擔完全放開落戶后帶來的人口激增，在這種情況下要對中國大城市規劃和功能定位進行合理設定，同時加快縮小不同地區發展差異。“順應大城市人口遷徙內在要求的本質是符合城市發展規律，政府要對戶籍政策和城市規劃管理持以同樣的重視。”胡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