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養老水平提高了，但如果養老保障資金來源單一，其實還是不穩定的。在養老支出結構中，除了政府舉辦的第一支柱養老金制度支出有所提高外，企業舉辦的第二支柱、個人參加的第三支柱的支出都應有所提高，真正形成退休收入來源多元化格局

■中國人比較看重代際遺贈，所以對以房養老不太能接受。但如果轉換一下，不是反向抵押房屋，而是出租房屋，從資金來源看其實也是一種以房養老，這不就符合中國人又能遺贈、又能靠房屋掙錢的想法嗎?所以，對于以房養老的前景不能“一棍子打死”

■從國際比較來看，全世界都以居家養老為主，即便在美國和歐洲，機構養老的比例也僅為個位數。此外，我們還有一種相對特殊的養老模式，即社區養老。中國傳統文化注重鄰里友誼，我們還有街道基層組織，社區應該發揮相應作用，如日托、登門服務等

■本報記者 李小佳

日前，《人民日報》刊登的《從國際經驗看如何長期保持增長動力》 一文在網上被熱轉。文章提出，我國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再用六七年時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并無太大懸念。在為中國發展前景鼓舞的同時，大家也非常關心經濟增長、社會發展會給人們帶來哪些新的“獲得感”。例如，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養老保障會呈現出怎樣的變化?養老模式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就上述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該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鄭秉文。

養老水平會更高？

解放新論：據聯合國預測，2040年左右我國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將達到高峰，為4.31億人，約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目前美國人口總量。當我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養老水平會否更高?

鄭秉文：從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人均養老水平通常會相應提高。這背后是有規律的。不僅養老水平會相應提高，方方面面的福利水平都會相應提高。但是，評價一個國家的養老，不能只盯著養老金這一數字的多少，還要看養老收入結構有沒有變化、養老制度是否健康可持續、養老服務事業是否健全等。

以養老收入結構為例，即便養老水平提高了，但如果養老保障資金來源單一，其實還是不穩定的。好的養老保障結構應當是多元化的，這就是所謂多層次和多支柱的涵義，即在養老支出結構中，除了政府舉辦的第一支柱養老金制度支出有所提高外，企業舉辦的第二支柱、個人參加的第三支柱的支出都應有所提高，真正形成退休收入來源多元化格局。這樣，養老保障的深度和密度都會提高，養老保障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都會更強。

此外，我國還沒有建立來自財政轉移支付的養老金制度，這被廣泛稱為“零支柱”。同時，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建立了高齡補貼，但還未形成一個全國范圍的基本統一的制度網絡。這在進入高收入階段后，也是需要考慮的。

需要注意的是，高收入國家不等于發達國家。我國2024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也只能算剛剛變成“小土豪”，此時千萬不能自滿，還必須加強養老制度的設計、養老結構的優化、養老服務的提升等，而更深層的是推進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哪種模式會成為主流？

解放新論：新形勢下，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哪種養老模式會成為主流?現在爭議較大的以房養老，會不會被更多人接受呢?

鄭秉文：“以房養老”指的是資金來源，它是市場提供的一種養老金融產品。也就是說，如果金融市場可以提供住房反向抵押，老年人則多了一個產品選擇。以房養老在一些國家比較發達，究其原因與西方家庭的遺贈文化緊密相關。中國人比較看重代際遺贈，所以對以房養老不太能接受。但如果轉換一下，不是反向抵押房屋，而是出租房屋，從資金來源看其實也是一種以房養老，這不就符合又能遺贈、又能靠房屋掙錢的想法嗎?所以，對于以房養老的前景不能“一棍子打死”。

此外，對以房養老不要過度解讀。比如，對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存在一些誤解，政府出面的目的是維護市場秩序、維護消費者的權益、加強市場監管。這是因為，在設計復雜的反向抵押市場里，單個消費者往往是弱勢一方。所以，政府出面具有積極意義。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兩種養老模式，即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從國際比較來看，全世界都以居家養老為主，即便在美國和歐洲，機構養老的比例也僅為個位數。進入高收入階段后，我國的機構養老比例會有所增加，但依然會以居家養老為主。此外，我們還有一種相對特殊的養老模式，即社區養老。我的理解是，中國傳統文化注重鄰里友誼，我們還有街道基層組織，在老齡化過程中，社區應該發揮相應的作用。比如，日托的功能、登門服務的功能等。

總的來說，在很長的時期內，居家養老仍將是我國一種主流養老模式。這就要求，在進行政策設計時，更加注重居家養老配套服務的供給，提升養老服務供給能力。

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

解放新論：有觀點認為，我國養老保障效率不高，繳納的錢最后都貶值了;有人還認為，現在工作的人繳納的錢都用于支付當下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了，不大公平。這些看法雖然未必準確，但或多或少影響了人們繳納養老金的積極性。展望未來，我國養老保障在戰略方向、制度設計上，是應注重效率，還是更注重公平?

鄭秉文：公平與效率是養老保障制度中的一個基礎問題，處理好這對關系至關重要。總的來說，公平和效率相輔相成，這不是一句“官話”。如果一定要在兩者中找一個突破口的話，我認為應當還是效率。

例如，現在又到調整養老金繳費基數的時候了。北京市剛剛公布2016年養老金繳納基數，為每月7086元，但有些人就抱怨，年年上調基數，負擔太重了，甚至少數人會千方百計地少繳。而每年這時也會公布住房公積金的繳費基數，但公布的不是基數，而是繳費上限，以防止各個單位繳費超過上限。為什么大家對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會“厚此薄彼”呢?這說明，住房公積金的激勵性更好。那么，什么叫激勵性好呢?就是多繳多得。

接著，可能就涉及公平問題了。到底是多繳多得公平，還是少繳多得或說“劫富濟貧”公平?可能會有人提出，少繳多得更體現社會的公平。可現實問題是，少繳多得聽上去好聽，但在實際制度運行中很難操作。例如，如何較為精準地讓窮人“占有”富人的繳費?這在目前的制度設計上，幾乎是做不到的。即使能做到，但結果可能是，影響高收入者的繳納積極性，甚至久而久之這部分人就慢慢逃費了。

改革可以松口氣了？

解放新論：當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養老改革的方向和重點有哪些?

鄭秉文：進入高收入階段后，尤其有兩方面的養老改革不能放棄：

一是要始終重視養老保險的財務可持續，解決錢的問題。

作為第一支柱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要繼續沿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方向走下去，即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確保參保人權益，堅持精算平衡，實現全國統籌等。這些改革要點，決定了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未來是否健康。

發展多層次的養老保險制度，努力發展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盡快發布第三支柱的稅優政策，把第三支柱建立起來。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我國第二支柱從第一單正式運行到現在正好10年，可全國才覆蓋了2300萬人，還不到基本養老保險的10%。第三支柱，如延退型商業養老保險，從2007年就開始喊要推出，也喊了快10年了，但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究其原因，都與制度設計有關：企業年金的制度設計門檻太高，普及起來不容易;第三支柱的設計沒有完全達成共識，耽誤了改革進程。

要進行養老模式的制度選擇。從養老模式來看，主要有歐洲模式和美國模式。在養老制度模式選擇上，我們應該采取為我所用的策略。總的來說，中國更適合美國模式，但在制度設計中可以借鑒歐洲模式的優勢。這又涉及到頂層設計，所以是時候做頂層設計了。

二是建立和完善養老服務保障體系，解決有錢后能否買到服務的問題。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要讓政府很好地發揮作用。這是指政府要兜底弱勢群體。同時，對已有的公辦養老院要進行改制。否則，民間資本就進不來，因為進來之后不對等，待遇不一樣。

要發揮市場的作用。目前，在養老服務領域，市場缺口還是很大的。例如，居家養老需要找保姆或帶有醫療功能的保姆服務，但現實情況是合適的保姆很難找到。所以，必須發揮市場的作用。只要市場公平競爭，民間資本就愿意流入，這樣市場的作用就可以很好發揮。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要把稅收作為重要杠桿，設計相應的稅收政策鼓勵相應市場的發育、發展。

要發揮社會組織力量。發達國家養老體系普遍較好，背后一個共同原因就是社會組織能發揮較好的作用。這個作用是政府和市場不能替代的。中國將來成為高收入國家之后，這個問題繞不開，它是能否建立一個健康的養老服務體系的關鍵因素。

保障方面還需哪些配套？

解放新論：我國養老保障還需要作哪些準備?哪些配套?

鄭秉文：養老不僅涉及民生，還關系到國家競爭力和發展潛力。因此，要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養老，加強養老制度頂層設計。

第一，建立部門間的協作通道。目前，我國財政轉移支付是民政部管，社會保險是人社部管。但對國家福利而言，兩者實際上是一個整體。進行養老保障模式選擇，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確定繳費型和非繳費型的比例，保險屬于繳費型，財政轉移支付屬于非繳費型。如果兩者是割裂的，就很難進行模式選擇。因此，要確定好比例組合搭配，就必須建立部門間協作機制。

第二，加強養老體系建設。養老體系建設與國民經濟有深層次的聯系。例如，基礎設施投資等是長期的，從資金供給端看，養老保障體系可以提供長期的資金供給。再如，從國際社會來看，養老金是股市的重要資金來源，甚至成為股市中的“定海神針”。如此，就不能只站在養老保障制度立場來看養老體系建設，而需要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視角下來設計。

總的來說，國家層面的養老福利模式選擇很重要。一旦選擇好了，就可以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