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6月22日，古特雷斯在巴黎舉行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上呼吁，各國政府共同迎接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時刻”，重新審視并重新構建一個著眼于21世紀的全球金融架構。

其實，自2008年那場從華爾街掀起進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要求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呼聲就從未停止過，但改革步伐卻進展緩慢，甚至成為其他領域改革的絆腳繩，我們不禁要問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到底為“誰”而改？

長期以來，IMF和世界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援助和低息貸款，雖然為發展中國家發展建設“輸血”，但也輸出了西方價值標準和規則。事實上，在援受關系互動當中， 由于一些受援國亟需援助國提供的資金援助，但又無法向援助國提供相應的權力或利益報償， 因此，很多情況不得不被迫接受援助國苛刻的附加條件，特別是政治條件，這也成為了引發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的隱患。

近年來，美國迫使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停擺，將對美貿易順差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對他國企業和個人設置黑名單、肆意實施經濟制裁，對多國進行長臂管轄，這些行為都是美國以本國利益優先、破壞國際金融體系規則秩序的行為。美國日漸將國際金融體系作為維護自身霸權的地緣政治爭奪工具，這是IMF和世界銀行結構性問題始終難以解決的最根本原因。

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基本上是發達國家主導建立起來的，主要體現了發達國家的利益，也更有利于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特別是國際經濟舊秩序使少數發達國家控制國際經濟調節機制，使國際生產體系、國際貿易體系、國際金融體系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從各方面限制和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IMF和世界銀行是二戰之后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金融支柱，美國一直把持著這兩大金融支柱，與美元一起構成了美國的國際金融霸權。因此，從設計之初就不可能充分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也不可能真正的公平。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曾經提出，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這才是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這也決定了IMF、世界銀行在推動自身改革時只能是“小修小補”。

1997年，IMF通過的特別提款權(SDR)特殊分配協定修正案中，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及融資能力顯著提升，但該協定直至2009年才在G20敦促下正式生效。2010年通過的配額和投票權改革協定修正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共同構成新的貨幣籃子，協定拖延至2016年才生效。2021年8月，IMF新一輪規模為6500億美元的SDR普遍分配方案生效，這是IMF歷史上規模最大的SDR分配，發展中國家獲得約2750億美元支持。然而，即便如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與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和獲取資源的能力仍嚴重不匹配，美國仍擁有重大事項獨家一票否決權。

IMF每一次“傾向”發展中國家的改革，都發生在美西方發達經濟體面臨重大金融市場沖擊、需要團結發展中國家力量應對危機的時期。而隨著美西方發達經濟體從危機陰霾中走出，其協調國際金融政策的訴求淡化，對IMF和世界銀行機構改革的意愿和動力就再次消退。

近年來，美國日益將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當作維護本國政治利益、制裁打擊他國的金融武器。越來越多國家認識到，美元霸權是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最根本問題。如今，多國對美元的信任度下降，全球去美元化趨勢加速，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面臨沖擊。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國際金融體系民主性、中立性、公共性、透明性的訴求日益強烈。

世界需要更加公平、多元化的國際貨幣和支付體系，“去美元化”進程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加速展開。面對當前世界多極化趨勢加速的大背景，如果不能有效增加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充分反映其利益訴求，可能會加速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另起爐灶。例如，南美、中東、非洲等地區都在加速“去美元化”。俄烏沖突以來，美元制裁“武器化”，以及美國債務上限懸崖進一步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進程，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棄美元而轉向雙邊貨幣、或者第三方貨幣結算。特別是近一時期以來，金磚國家銀行不斷擴員，這背后已經充分反映出世界銀行和IMF到了非改革不可的“關鍵時刻”。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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