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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義森牧師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格蕾絲·貝爾（Grace Bell ）

包義森牧師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奧陵娜

《開門》有多處對包義森的記載，這是其中一段

塞繆爾（山姆）·包義森（Samuel Boyle）牧師，恩迪-匹茲堡東區教區的牧師，自愿前往那華南田地，1934年1月被外國傳教董事會約定于秋季起程。鑒于我們總部教會的財政情況，包義森先生提出不拿規定的薪水去，相信志愿者的捐款會滿足他的需要，他特別呼吁自己教派的年輕人支持他。到宗教會議時，大約有一千美元已捐到“山姆·包義森基金”，其中部分來自其他教派。這筆錢足夠支付旅費和一年的薪水。

1934年9月1日，包義森先生在費城與格蕾絲·貝爾小姐結婚。10日3日他們一起乘船從加利福尼亞的圣佩德羅啟程，于10月28日抵達香港。他們在廣州學習語言一年。

在他們的第一個圣誕節假期，包義森到德慶和羅定停留了幾天。他們參觀了所有主日學、祈禱會和講道的禮拜儀式，訪問過不同的市民。和斯圖爾特小姐一同察看這傳教團在德慶的物業，包義森先生評議說：

在這里令我們痛心地看到，一所很好的兩層的醫院除了一個房間被吳小姐（一位受過訓練的護士和助產士）用作實驗室之外都空置著；兩幢很好的兩層雙聯式房屋受到時間和白蟻的侵蝕就要毀掉；一所大校舍只被供基督徒子女就讀的小學校占用；而婦女學校（注：愛廉婦女學道館）根本沒有被使用。

1935年秋，包義森先生和太太在廣州語言學習一年后，去了德慶，計劃在那里作進一步的語言學習。圣誕節后的第二天，包義森先生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

在這教堂里，我們組織了許多慶祝活動。我被安排去做粉筆演講因此好希望肯普夫先生來做翻譯。真想不到，那位傳道者走來告訴我說肯先生病了。我不得不自己記住所有中文的粉筆演講。我無法講很多。

這業務會議又長又悶。這區會選一位傳道者花了好長時間。他們選我為這區會主席。我正在迅速地被推到肯普夫先生的地位上。負責德慶真理圣經學校的教育委員會選我為下一年的“校長”（在肯普夫先生休假期間）……我也是新當選的傳教團財務主管、以及幾個董事會的副主席等等。就職責而言，這是令人驚嘆的身份。

華南（約老會）教務評議會于1935年12月9日至11日在德慶召開年會，由歐內斯特·C. 米契爾牧師主持。這是包義森先生在中國的第一次教務評議會會議，他關于此次會議寫下了一篇有趣的報道，我們從中引述一些內容：

就我們宗派的一些形式來說，那東方的啟應的祈禱文與西方的并無不同。教派的的一些模式必須很大程度上像原來的那樣把類型復制在這教務評議會上。崇拜的方式是相似的。羅伯特的《程序規則》規范了討論。雖然語言不同，但內容與那美國的教務評議會是完全相同的。我幾乎沒意識到有個（地球）半球把我和我自己的土地和人民隔開了……

這教務評議會確實面臨一些比西方教會執法機構更早期的問題……中國的教務評議會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如何把薄弱的群組向區會地位提升。一個區會，按教務評議會設定的標準，是任何不少于十位成員的群組，有至少一位長老，有固定的會堂聚會、安息日禮拜儀式和每年兩次圣餐。尚未達到這些要求的教會的群組現在被允許有一名代表進入教務評議會。他們可以發言但不能投票。今年，經過一番爭議后，通過了一項決議，為這些未確定的區會制定了五年的觀察期。如果，五年后，這些薄弱的傳道站仍然不能達到作為區會的資質，它們將不再在教務評議會里有代表。此后它們將被視為在教務評議會管轄下的傳道站，而不作為教務評議會的成員。

當與美國的教務評議會相比時，所有差異最不可思議的，是由外國的領導人員在中國的教務評論會上擔任重要角色。試想一個德國或日本的教牧人員被任命為我們的美國宗教會議主席！中國教務評議會把要職和行政責任交托給傳教士們，而選他們的華人同工去擔任較低的職務。這樣的威信使我們很尷尬。它其中有多少是健康的聲望？

然而，在我剛才描述的會議上，既沒有外國的作為也沒有中國的卑屈。必須承認，傳教士們行使的權力與他們的人數不成比例。盡管如此，相當愉快的合作氣氛在所有的討論和計劃中流動。

（陳世汝翻譯于愛麗絲·伊麗莎白·羅布的著作《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