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和魯迅，將科幻小說引入中國
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chuàng)辦《新小說》。在這本倡導“小說界革命”的雜志上，凡爾納的《海底旅行》被分類為科學小說，開始連載。
剛剛留學日本的魯迅也訂閱了《新小說》，此時的魯迅相信科學救國，但他覺得科學理論未免太過艱深，借由小說的軀殼，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03年的秋天，23歲的魯迅開始翻譯《月界旅行》。1909年，他和弟弟周作人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終于出版，收入《月界旅行》和另一篇同為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地底旅行》，可惜書的銷路很差，上冊印1000冊，下冊印了500冊，而一共賣出的也不到100冊。
中國第一篇科幻小說出現(xiàn)在1904年的《繡像小說》雜志上，連載了一篇名為《月球殖民地小說》。作者是誰已無從考證。《月球殖民地小說》共三十五回，大約13萬字，沒有寫完。
其實，晚清時并無科幻這種說法，當時通行的說法是“科學小說”。晚清的科學小說主題上多表現(xiàn)為呼吁科學救國、批判封建迷信、喚醒民族意識……但是“辛亥革命”后，科學小說迅速沒落，在隨后幾十年時間里，雖然著名作家老舍也寫過《貓城記》這樣的科幻小說，但是兵荒馬亂之際，科幻小說難敵各種政治小說、鄉(xiāng)土文學、都市新潮傳奇的夾擊。
上世紀50年代，為科普而科幻
1949年后的中國，深受蘇聯(lián)影響，科幻也不例外。事實上，科學幻想小說一詞就是翻譯自俄文，科幻是科學幻想的縮寫。由于蘇聯(lián)科幻界推崇凡爾納，1957—1962年間，中國青年出版社翻譯俄文版《凡爾納全集》，并隆重出版。
而在原創(chuàng)方面，1954年，鄭文光在《中國少年報》上發(fā)表了科幻小說《從地球到火星》，成為中國科幻第一次高潮到來的標志。
《從地球到火星》是一個短篇。講的是三個中國少年渴望宇航探險，偷開出一只飛船前往火星的故事。雖然篇幅不長，情節(jié)也不復雜，但卻是1949年后第一篇人物、情節(jié)俱全的科幻小說。這篇小說竟引起北京地區(qū)火星觀測熱潮，人們排著隊去建國門的古觀象臺觀看星象。
繼鄭文光之后，大陸出現(xiàn)了一大批科幻作者。因為當時的中國全面學習蘇聯(lián)體制，蘇聯(lián)文學中有科幻這個門類，中國也要有。只是當時沒有專門劃出“科幻文學”這個單獨的分類，而是將它視為科普創(chuàng)作或少兒作品。
相應地，科幻作者的藝術貢獻如果要得到承認，則需參加各級科協(xié)下屬的科普作協(xié)，或以兒童文學作者的身份加入中國作協(xié)。這個慣例延續(xù)至今，使出版界一直將科幻文學視為某種兒童文學，或者某種科普作品，不過文學界又不承認它的價值。
天津的遲書昌、四川的童恩正、江蘇的肖建亨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不過，寫作科幻小說在當時被看做是“唯心主義思想”，在隨后的“文革”中，科幻小說作者受盡折磨，四川地質(zhì)學院教師劉興詩因為六篇科幻小說吃盡苦頭，發(fā)誓決不再寫任何文章。
1977-1983，中國科幻的黃金六年
1976年春，葉永烈發(fā)表“文革”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說《石油蛋白》，科幻創(chuàng)作也有了回暖跡象。
直到今天，中國科幻代表作和經(jīng)典之作，無論是一般人耳熟能詳?shù)摹缎§`通漫游未來》、《珊瑚島上的死光》，還是科幻文學界普遍認可的《飛向人馬座》，幾乎都是1977年至1983年間誕生的。
葉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靈通漫游未來》，1978年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成為整整一代人的科學啟蒙書，首印100多萬冊，先后發(fā)了300萬冊，這個原創(chuàng)科幻小說的發(fā)行紀錄至今沒有被打破。
童恩正創(chuàng)作的《珊瑚島上的死光》出版后，令無數(shù)國人熱血沸騰。1980年拍成的同名電影是很多人平生看過的第一部科幻電影。
《飛向人馬座》則被認為代表了科幻小說在文學領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鄭文光兩次獲得全國少兒文藝創(chuàng)作一等獎。
科幻文學的發(fā)表和出版也很紅火。那幾年，幾乎所有的文學刊物和科學報刊都爭相發(fā)表科幻作品，出版社對科幻小說的出版也是敞開大門。中國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鎮(zhèn)”：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龍江。
當時科幻小說創(chuàng)作的真正繁榮不完全表現(xiàn)在多產(chǎn)，文學質(zhì)量也全面提升，鄭文光就是憑借寫中國歷史的《地球的鏡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雜志，并被香港報道為“中國科幻之父”。
科幻創(chuàng)作的題材也趨于現(xiàn)實。文學圈流行過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都有相應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營》引用《白毛女》“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寫文革期間，造反派給“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發(fā)其返祖現(xiàn)象，長出尾巴來，變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當時已經(jīng)開始獲得主流文學界的承認，《珊瑚島上的死光》發(fā)表在《人民文學》，并躋身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飛向人馬座》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83年科幻遭毀滅性打擊，至今仍未恢復元氣
正當中國原創(chuàng)科幻蓄勢待發(fā)、醞釀著巨大的突破時，一場歷史寒流造成了滅頂之災，元氣大傷的中國科幻至今沒爬起來。
從上世紀50年代起，中國科幻就打上了兩個烙印：給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但科幻小說家們并不認可這樣的地位和定位，他們既不是只寫給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為了科普，他們的寫作有更遠大的理想。有社會批判、人性洞察，他們要寫社會、寫民族、寫對科學和人類命運的思考。
科幻文學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議就這樣浮出水面。科學家們從科普的角度批評小說中的錯誤，錢學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個壞東西，因為科學是嚴謹?shù)模孟雲(yún)s沒有科學的規(guī)范;作家們則認為，科幻是文學，更重要的是激發(fā)想象力和對科學的興趣，不是傳授具體的科學知識。
就在科文之爭鬧得不可開交之際，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開始了。
在這場運動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擊：“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傾向，正在嚴重地侵蝕著我們的某些科幻創(chuàng)作。”“極少數(shù)科幻小說，已經(jīng)超出談論‘科學’的范疇，在政治上表現(xiàn)出不好的傾向。”
一時間，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門風聲鶴唳，噤若寒蟬。出版管理機關多次發(fā)文禁止刊發(fā)科幻小說，相關雜志紛紛停刊整頓，已經(jīng)試刊成功的《中國科幻小說報》，申請刊號的報告再也沒有下文。最嚴重的時候，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發(fā)表一篇科幻小說。
鄭文光剛完成的長篇《戰(zhàn)神的后裔》預計作為《科幻海洋》頭條發(fā)表，雜志都已經(jīng)制好版，突然接到上頭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為科幻出版重鎮(zhèn)，被勒令整頓。1983年4月26日，編輯把這個壞消息告訴鄭文光，并約好第二天去辦公室取回文稿。但是第二天鄭文光沒有去取稿，他早上突發(fā)腦溢血，臥床半年后，終于能夠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縮，不能正常發(fā)音。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從此結(jié)束——這一年，他54歲。
鄭文光是第一個倒下的科幻作家，隨后，葉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出國，其他科幻作家紛紛封筆。
清理精神污染運動之后，科幻四大重鎮(zhèn)中有三處幾乎歸零，唯有四川成都還保留有一線血脈。1984年四川省科協(xié)提出，如果《科學文藝》想繼續(xù)干下去，就得自負盈虧。《科學文藝》正是通過這道口子活了下來，并于1991年更名為《科幻世界》，并且?guī)缀鯎纹鹆松鲜兰o90年代的中國科幻。但是直至今天，中國科幻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都難以與80年代相提并論。
《三體》的出現(xiàn)，才讓中國大眾重識科幻
上世紀90年代以后，盡管也有新的科幻雜志出現(xiàn)，但大多只是在小圈子里有一些影響力，社會大眾沒有了80年代對科幻的熱情，直至《三體》出現(xiàn)。
《三體》2006年5月到12月在《科幻世界》上連載，當時就引發(fā)了讀者的狂熱追捧。
到了2010年12月，在萬眾期待中，劉慈欣推出了“三體”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三體3：死神永生》。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就售出10萬本，出版社不得不緊急加印，以滿足讀者狂熱的購買需求。
科幻在中國低調(diào)了20年，《三體》用什么魔力讓它重回大眾視野?
復旦大學教授嚴鋒寫道：“《三體》對歷史的反思，《三體2·黑暗森林》對道德的超越，到《三體3》發(fā)展成為全面的宇宙社會學、宇宙心理學、宇宙生態(tài)學的建構(gòu)……劉慈欣的作品，也因為他逆流而上，發(fā)揚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為中國文學注入整體性的思維和超越性的視野。這種終極的關懷和追問，又是建立在科學的邏輯和逼真的細節(jié)之上，這就讓浩瀚的幻想插上了堅實的翅膀。”
媒體人王爍說：“在《三體》系列里，理想主義受盡凌辱，但薪盡火傳，不絕如縷。《三體》三女主人公程心的母性與溫情，雖一再地被現(xiàn)實嘲弄為婦人之仁，但正是托賴這一點婦人之仁，宇宙得以歷劫重生。理想主義在現(xiàn)實主義面前永遠失敗，但最終有屬于自己的勝利。”
其實不只是《三體》，其它科幻文學這兩年在中國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科幻作家韓松認為：“現(xiàn)實社會詭異的發(fā)展，有時候只有用科幻的方式才寫得出來……而科幻作為一種‘高智力游戲’，探討人類面臨的種種當代難題，自然引起不少人的興趣，并恰好填補主流文學中的某些真空。”
這正是科幻對人類的意義，《紐約客》雜志在推薦《三體》時也說：“一言以蔽之，劉慈欣的理性內(nèi)核是對極限問題的哲學思考。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生命內(nèi)質(zhì)的局限?我們應當開拓，還是認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