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榮華有一雙手、兩個腎。這雙裂口的手靠搬磚、刷砂漿把兩個兒子拉扯進大學，兩個腎卻救不了兩個患了尿毒癥的兒子。

像是電影《唐山大地震》中被一塊建材板壓住的兩個孩子，救一個就要放棄另一個，在農村婦女連榮華面前，撬動兩個孩子生命的，是她的一個腎。

她想讓老天替她做決定，到處求佛、找大師開解。不止一次，對著工棚里的電視機、黑洞洞的屋頂、手中粘著的鞋面、剁著的地瓜葉、記者的采訪本、攝像機鏡頭，這位黑瘦的母親嘴角下撇，流下眼淚。也只有在這種時候，這位49歲、不太會說普通話的小個子閩南女人，才能有氣無力地吐出幾個句子：“我想兩個(腎)都拿出來，一人拿一個去。”

噩運是伴著2011年中秋的月光落到這個家庭的。那天下午，連榮華的丈夫李秀開接到四川川北醫學院打來的緊急電話，他們的大兒子、正在該校臨床醫學專業讀大三的李海清被查出患有尿毒癥。李秀開買了飛機票，連夜從海南的工地趕到成都。

打結婚起，夫妻倆就在海南打零工，李秀開做防水工程，連榮華做搬磚、刷水泥的小工。兩個孩子相繼考上大學后，日子清苦順心。為了減輕家里負擔，大兒子李海清下自習后在學校送純凈水，用一天十一二元的收入自己承擔生活費。直到中秋節早晨，全身浮腫、“腿一摁一個坑”的他因為感冒去校醫院就診。

她夜里邊想邊哭，天亮了忍著困爬起來，去工地挑12小時的磚，拿100元工錢。困極了的時候，她就去工地邊上猛灌幾口涼水，每晚收工坐在飯桌邊，連榮華都覺得自己再也站不起來，但一躺在床上，又是整晚睡不著。

從2012年起，丈夫帶著大兒子全國跑，邊求醫問藥邊打工。家里的全部積蓄和借來的錢都花完了，被黑心醫院“特效針”騙去一萬多元以后，他們終于認識到：根本沒有特效藥，想要治療尿毒癥，只有透析和換腎。

父子腎臟配型失敗后，連榮華要把自己的一個腎移植給大兒子。26歲的李海清不知道媽媽喜歡吃什么——這家人從來沒多少選擇，但他知道，為了多賺點錢，這個時常腰疼的母親干活兒比男人還拼命。他擔心母親捐腎后還會去做重活，“以后萬一她要有什么三長兩短，我會愧疚一輩子。”這個懂事的男孩兒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母親的提議。

彼時正在海南瓊州學院軟件工程專業讀大三的弟弟李海松提出，自己畢業后捐一個腎給哥哥。兄弟倆高高瘦瘦，長著一樣的圓臉和青春痘。如果一切順利，他們現在應該已經成了醫生和程序員，向著蓋房子、娶媳婦的家庭夢想邁進。

這位母親怎么也沒想到，在大兒子衰竭的腎臟擊碎全家的美夢之后，最后一絲希望也被小兒子的腎臟奪走了。

2013年11月的一天，連榮華吃飽了坐在工地宿舍看電視，接到李海清打來的電話，大兒子小心翼翼地告訴母親，弟弟查出有嚴重的貧血。當時她就哭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知道，小兒子李海松也患了尿毒癥。

家里的三個男人已經崩潰了。素來乖巧的弟弟李海松話都沒有力氣說，沒把腎保管好，他覺得對不起哥哥;第一個得知消息的哥哥李海清對著電話大動肝火，這個微信名是“天道酬勤”的倔脾氣青年想不通，為什么這么小概率的事件會被自己家碰上;從未在孩子面前流過淚的父親李秀開嚎啕大哭，借錢趕往海南的路上，一度想過站在路中間被車撞死。

從2013年起，這個身高只有一米六幾的父親帶著大兒子在廈門治療，這回又把小兒子接了來。自此，父親去工地干活兒。兄弟倆輪流去醫院做透析，哥哥每周一三五，弟弟二四六。

連榮華出去吆喝散養的雞鴨時，李海松挽起袖子，給記者看小臂上密密麻麻的針眼兒。每一個針眼兒，意味著花掉了500元。

兩個兒子病后，連榮華干活更拼命了。有一次，她到二樓抹砂漿，不小心踩到一塊虛蓋的木板，直直栽了下去，胳膊摔出了血，站都站不起來。說起這些時，這位一頭粗硬短發的農婦咧開嘴笑著，眼角堆出深深的魚尾紋，像在講一件逗趣的糗事。但在當時，腰疼讓她很是恐懼，她怕摔傷了腎臟，她還要救孩子的命。

“我想的是不公平，”這個沒讀過書的女人抽泣著回憶。她希望老天替自己做決定，讓兩個兒子都去和自己做腎臟移植配型，誰的指標高，就把腎移植給誰。盡管她也知道，無論最終救哪個兒子，她都會永遠覺得對不起另一個。

從小就幫媽媽按摩的大兒子李海清第一次不容商量地違抗了父母的意思，執意不肯去做配型。

李海清態度強硬地向家人列舉了無數個應該把腎給弟弟的理由：弟弟發病晚，移植成功幾率高;弟弟堅持讀完了本科，比退學的自己好找工作;自己已經和爸爸做過一次配型，這次機會應該給弟弟。

他一直沒有說出不去配型的真實原因：“萬一我的指標更合適，那我弟弟怎么辦!”自從弟弟生病，他每晚失眠，在他看來，不管自己能不能找到腎源，治好弟弟的病就了卻了自己一樁心愿。

弟弟李海松嘴上勸哥哥，兄弟倆一起去配型。暗中則打定了主意：“讓哥哥先去配型，他配型成功我就不配了，讓給哥哥做。”

連榮華家的遭遇被地方媒體報道后，一時間獲得了60余萬元的捐助。有遠在印度尼西亞的泉州人匯來1萬多元，有鄉賢一次捐款20萬元，村民組織募捐，一筆筆善款用毛筆寫在大紅紙上，貼在村子祠堂的墻上。兄弟倆用電子表格記下了每一筆款項，為了將來“給幫助過我們的好心人一個交代”。

然而，患病的孩子和腎的數量，還都是兩個。“我想兩個都拿出來，我老了，我不怕。”哪怕正在吃飯，悲傷也在說話間突然占領了整張臉，連榮華放下飯碗，用長滿老繭和裂口的手抹著眼睛。

哥哥替媽媽做了選擇，把腎留給弟弟。他瞞著父母，夜里去給快遞公司搬貨，只為給媽媽買一輛電動車，“她干建筑小工是去鄰居家借的自行車，看著心酸。”由于尿毒癥并發癥，沒多久大腿就脫臼了，倔強的他繼續搬貨，實在疼得厲害就咬牙在地上狠蹬幾下，堅持工作了一個月。

今年4月，連榮華與小兒子李海松在福州進行了腎臟移植手術，李海清放棄了當天的透析，與父親一起守在手術室外。當地記者蜂擁而至，拍下了連榮華術后被父子倆抱回病床的場面。照片中，這個不省人事的農村婦女腰間掛著血袋，病號衣褲松松垮垮地搭在身上。

手術后，李海松和媽媽回到農村老家休養。她不能再做體力活，只能從做運動鞋的廠子領點零活兒。粘一個鞋面6分錢，母子倆從早到晚做下來，能粘200雙，收入二十幾元錢。

她有些向往地講起做小工的日子，“通知我去醫院做手術時，老板還打電話叫我做泥水工呢。我不用人家趕，自己就做。”一種少有的堅毅神采在她的眼中閃現，語速也快了起來：“我還提醒別人水泥搞多少，不要浪費。”除了兩個兒子上大學以外，這是最讓她自豪的事兒了。

如今，母親的一個腎在弟弟李海松的體內工作，“弟弟終于能大口喝水了!”李海清非常高興。李海清獨自去長沙等腎源。一顆等待中的腎規定了他的活動半徑，他必須隨時待命，一旦有合適的腎源出現，第一時間趕到醫院配型。

很多排在他之后的病友已經等到了配型移植，O型血的李海清還一直在排隊名單上掛著，“說不定還沒等到腎源就掛墻上了。”他有時難掩沮喪，隨即又自己開解：“萬一哪天我掛墻上了，還有我弟弟撐起這個家，我也沒什么遺憾的。”

更多的時候，這個樂觀的哥哥把裝在搪瓷盆里的干飯配豌豆胡蘿卜稱為“肯德基豪華午餐”，盡管他只在廣告牌上見過肯德基。

“你能幫我找一份哪兒都能工作那種活兒嗎?比如網店什么的?”李海清問記者。

在脫臼、水腫、高血壓、惡心、貧血等并發癥折磨下，他已經做不了重體力活兒了。之前的捐款還有40多萬元，自己兩天一次的透析、弟弟常年服用的抗排斥藥費用依然是沉重的擔子，更何況“家里只剩下父親一個勞動力了”。

淚水又充滿了連榮華的眼眶，她抬手擦著，“對不起海清。”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哥哥給的，”李海松望著門外漆黑的山坡說。他打算先打工賺錢，治好哥哥的病，哥哥一天沒有找到腎源，他也一天不能去過自己的生活。

這些話，兄弟倆從未對彼此說過。在這個家里，腎和病像是不能說的秘密，兄弟倆兒小心地避免提到，因為“一提到媽媽就哭”。

天漸漸暗下來，連榮華把粘好的鞋面用橡皮筋捆好、裝袋，然后點亮了庭前的佛燈。在這戶沒有電視機的人家里，空蕩蕩的堂屋正中供奉著佛像，連榮華每晚上兩柱香，一天不落。

很長時間里，她四處燒香拜佛，請求上天幫忙。有人在路邊說好話，她掏出10元“巨款”“請”了一尊小佛，用紅繩拴著掛在脖子上;在廟里燒香跪得太久，衣服后背被身后的香客燒了四個窟窿;有時，她狠狠心掏出50元錢，請算命大師開解一番，“覺得心里舒服不少”。

天黑了，連榮華用一根破木棍頂住一扇沒有鎖的門。轉身蹲下，剁地瓜葉，給雞鴨準備明早的吃食。站起來時，腰往后頂著，腿不自然地向前撇，努力讓身體保持直立。她表情平靜地忙碌著，仿佛習慣了自己只有一個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