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0日下午，宋城集團執行總裁黃鴻鳴專程到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就2015年8月11日“舞臺劇”舉報浙江高院院長齊奇一事登門道歉。齊奇回應稱：“我只說一句話：還是要敬畏法治。”

黃鴻鳴表示，此次專程來就“舞臺劇”舉報做一個說明，重點是向齊奇表示歉意。

“第一，8月11日下午，我們把舞臺劇的劇照放到了我們的官網和微信上，我們覺得這種方式不是很穩妥；第二，我想在此澄清一下，8月12日我們看到有關媒體上說我接受采訪，說齊奇院長接受了賄賂，我們公司在第二天進行了澄清，在這兒我想再次澄清，我本人以及宋城集團從來沒有向媒體發布過齊奇院長受賄的消息；第三，對‘失職瀆職，干擾司法公正’,我們在理解上有點偏差，給齊奇院長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秉S鴻鳴說。

聽了黃鴻鳴的表示，齊奇說：“我只說一句話：還是要敬畏法治。”

2015年8月11日，以經營文化演藝為主的宋城集團以舞臺劇形式舉報齊奇“失職瀆職、干擾司法公正”，消息隨即出現在宋城集團官方網站和社交媒體上。

據新華社電

“宋城舉報鬧劇”的損害和悲哀

□　陳東升

宋城集團實名舉報浙江高院院長齊奇是一個法律問題。然而，從轟轟烈烈的舞臺劇舉報開鑼，到遮遮掩掩的上門道歉收場，在近半年時間里，宋城一直在法治軌道外運行，硬是把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變成了演戲，演成了一出鬧劇。

鬧劇雖已落幕，影響卻很難消除。此事也給人們帶來諸多思索：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該如何表達不滿和訴求？該如何依法應對、處理此類鬧?。俊八纬桥e報鬧劇”給正在建設的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帶來了什么？

轉型期社會，利益、價值日趨多元，出現矛盾糾紛并不奇怪，心有不滿、有所表達也不奇怪，但令人奇怪的是，作為著名文化企業，宋城集團表達不滿的方式比較“別致”：以己之“長”，以舞臺劇的形式，以“六月飛雪、竇娥喊冤”如此強烈的戲劇效果和視覺沖擊，給一省最高司法長官貼上了徇私舞弊的標簽，借助現代互聯網技術，瞬間轟動全國。

宋城集團如此作為，自然達到了它想要的轟動效果，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只是宋城集團決策者想過沒有，因為一己私利，心懷不滿，便以如此戲劇化、污名化的方式羞辱他人，誣陷他人，這與“文革”期間的大字報人身攻擊還有多大區別？如此恣意妄為，宋城的膽氣從何而來？又是誰慣出了宋城的這一壞脾氣？如此做派，如此胸懷，今后，誰還有膽敢再與你宋城集團打交道？如果任憑這股歪風邪氣流傳開來，那么，今天是宋城舞臺劇舉報，明天可能就會出來個唐城廣場舞舉報，今天被羞辱、被誣陷的是齊奇，明天輪到的可能就是趙奇、周奇，其結果必定是為所欲為，談“宋”色變，人人自危，秩序混亂。如果任憑這股歪風邪氣流傳開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致力恢復、重建的文明、和諧、誠信、友善的社會風氣將毀于一旦，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相互認同、相互愛護、相互尊重的良好關系將不復存在。正因如此，正直、善良、有正義感的人們才對“宋城舉報鬧劇”普遍憤慨，法學界權威人士才一語中的指出其危害：這一歪風邪氣破壞了公序良俗，損害了法律尊嚴，絕不能讓它繼續流傳蔓延。

宋城集團舉報齊奇，起因是他們認為起訴的一起民事訴訟被判敗訴、遭受司法不公。訴訟輸贏，本屬正常，如對一審判決不服，可依法上訴。即便二審敗訴，也還有其他法律救濟途徑可走。宋城選擇舉報當然也無可厚非，正如宋城所認為的，舉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但問題在于，在沒有證據佐證的情況下，就通過舞臺劇、網絡如此轟轟烈烈的方式，遷怒于與此案并無直接關聯的省高院院長，控告其干擾司法、徇私舞弊云云，則明顯不符合憲法“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之規定。

舉報高官徇私舞弊、收受賄賂，是一個關系到罪與非罪的法律問題，舉報及處置，本應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和法律程序，在法治軌道內進行，由法律來衡量是非曲直、利害得失、合法非法。如果舉報屬實，理應追究齊奇的法律責任：如果事實真相如宋城此次道歉時自己所承認的，舉報行為不穩妥，“給齊奇院長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那么，如舉報之初宋城信誓旦旦所承諾的，如有誹謗或者誣告，宋城集團相關人員則理應“承擔法律責任”。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宋城集團以舞臺劇高調舉報開端，事過半年，又前倨后恭，劇情反轉，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以上門道歉的方式草草了結此案。在此過程中，宋城集團如入無人之境、無法之地，以其慣有的風格，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輕描淡寫，自說自話，把一個事關大是大非的法律問題直接弄成了避重就輕、諉過于人、是非不清、責任不明、侵權者不需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的庭外和解，把身負依法主持公道正義職責的正義女神晾在一旁目瞪口呆。

雖然權威機構至今尚未公布本案查處結果，但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按照我國法律，在公權力介入查處之外，如果齊奇認為自己受誣，也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公安機關報案，也可以遭受誹謗為由，到法院起訴，請求依法追責。在法律面前，高院院長不應享有比普通公民更多的權利，而其作為普通公民的基本權利同樣也不該因院長身份而有所減損。但令人納悶的是，不知何故，除了給最高法院寫了一封報告請求查處維權之外，從頭到尾，我們未曾看到齊奇采取任何法律舉措維權。也有學者認為，“在個人必須服從組織的體制下，高官也不例外，依法維權，齊奇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但無論如何，連高院院長都不能依法保護自身合法權利，都保護不了自身合法權利，這實在是法治建設的莫大反諷和悲哀。

隨著宋城集團上門道歉，隨著齊奇年齡到杠即將卸任，估計“宋城舉報鬧劇”也就這樣不了了之了。在這浮躁與喧囂的年代，人們也會很快忘掉此事，而追逐新的新聞看點。所以，我們不擔心宋城的聲譽是否會因此受到影響，經過此事，又該以何面目面對公眾面對社會？也不擔心齊奇的聲譽是否會因此受到影響——濁者自濁，清者自清，相信是非自有公論，得失寸心自知。我們唯一擔心的是，從今往后，人們會不會對法律失去敬畏：只相信潛規則，不相信守規則；只相信有錢就可任性，不相信誰都必須守法；只相信權力可讓法律靠邊，不相信權利神圣不可侵犯；只相信擺平就是水平，不相信公平正義必須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而在一個法治社會，敬畏法律規則，敬畏法律程序，敬畏司法權威，敬畏公民權利，敬畏內心良知，敬畏社會輿論，本應是每個公民人人信仰、人人遵循的基本原則。法律之所以讓人敬畏，不因它的名字叫法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它具有獎罰功能。但如果，法律無力揚善抑惡、扶正祛邪，遵守法律的不能獲利反而吃虧，不守法律的不受懲罰反而獲利，那么，人們一定會選擇不守法律。

這才是“宋城舉報鬧劇”的最大損害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