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記者專訪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稱從小受到的教育是“我們都是普通學(xué)生，長大了是普通老百姓”
周秉德：靠關(guān)系干這干那，我看不起
復(fù)興門一家咖啡館里，79歲的周秉德精神頭兒不錯，黑色馬甲套在駝色針織衫外，花灰的短發(fā)燙著波浪卷。
沙發(fā)椅上坐定，她開口便是爽朗的“笑罵”，“我的時間都被你們占滿了。”
今天是周恩來逝世40周年紀念日。和過去的39年一樣，這段時間，總會是她一年中頗為忙碌的日子。
退休前，她的身份是中新社副社長。而另一個廣為人知的名頭是，“與周恩來關(guān)系最密切的晚輩”。作為周恩來的侄女，她12歲住進中南海西花廳，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十余年。
1月2日，新年的第二天，她還出席了一個紀念周恩來總理逝世40周年的活動。
■ 對話人物
周秉德 周恩來侄女，沈鈞儒的長孫媳。周秉德是周恩來三弟最大的女兒，自12歲住進中南海西花廳，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十余年。周恩來夫婦無嗣，周秉德因此成為與周恩來關(guān)系最密切的晚輩。周秉德曾任中新社副社長、全國政協(xié)委員。
談紀念
“39年從來沒有斷過”
新京報：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40周年，這一天周家會有什么樣的紀念活動？
周秉德：我們周家的人和周總理生前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會在這一天到天安門的周恩來紀念室進行紀念。我現(xiàn)在也在籌備一個音樂會，不過還不能最終確定。
另外，今年江蘇淮安(周恩來出生地)的周恩來紀念館，把十里長街送總理的靈車請回去了。他們要請很多人在那里進行紀念活動，也邀請我去了，但我不能去，因為北京的紀念活動我必須參加，39年從來沒斷過。
新京報：這些年來都是如何紀念周恩來的？
周秉德：從1977年開始，每年的1月8日，親人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會聚集在一起紀念他。因為他的骨灰已經(jīng)撒向祖國山川大地，沒有墓碑，所以我們就到天安門的革命烈士紀念碑前去紀念。1月8日總是數(shù)九寒天，連帶去的水仙花都凍冰了。過了幾年，毛主席紀念堂開辟了周恩來革命業(yè)績紀念室，之后每年的活動就到紀念室里進行。39年來，這個紀念活動從來沒有斷過。
談歷史
“他一定要維持穩(wěn)定的局面”
新京報：回憶一下周恩來去世時的情況吧。
周秉德：當時我在上海出差。1976年1月8日9時58分，總理停止呼吸了，伯母讓秘書來通知我。秘書輾轉(zhuǎn)電報到上海親戚家，尚未通知到我，我已經(jīng)聽到早晨的新聞了。昏天黑地的，整個人都蒙了，我趕緊買機票回北京。
回到北京找我伯母的時候，我想她一定是躺在床上哭得不得了，結(jié)果她反而在客廳里站著等我。我就跟她抱在一起哭，她說不哭秉德，要化悲痛為力量，不要哭。后來在北京醫(yī)院告別的時候，是在很小的一個告別室。沒有安排在八寶山，也沒有在大的告別室。
新京報：為什么沒在八寶山告別？
周秉德：那時是“四人幫”的時代，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四五事件”，都是故意壓制的。清明節(jié)前，不讓去天安門。
新京報：從1月8日周恩來逝世后，到“四五事件”這中間的幾個月，“四人幫”有什么動作？
周秉德：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時候，拍攝的新聞紀錄片，當時都不讓在電視上播放。總理去世的時候，很多機關(guān)、學(xué)校等單位要給總理布置靈堂，“四人幫”都不讓。不許開追悼會、不許戴黑紗、不許戴白花，誰上天安門都得記錄下來。
到了清明節(jié)，“四人幫”事先就層層布置，說清明節(jié)是鬼節(jié)，人們不可以去天安門，不可以去聚會，應(yīng)該正常地抓革命促生產(chǎn)。但是群情激昂，還是有很多人到了天安門。人們送了花圈，“四人幫”就連夜把花圈撤走。
新京報：花圈是放在天安門廣場上？
周秉德：紀念碑旁。當時紀念碑周圍放了好多花圈，都是夜間就被撤走了。有工人做了5噸重的花圈，天安門廣場也沒人把守，意思是看你(指“四人幫”)怎么搬，群眾情緒激憤。聽一位朋友說，那天到了廣場后，看到有個工人在花圈旁邊犯困，問他紀念總理怎么還這么無精打采？他說我擔心花圈被抬走，已經(jīng)守了兩天兩夜。
新京報：你對周恩來在“文革”時的處境有哪些了解？
周秉德：在那個時候，他要考慮到黨的團結(jié)和國家的穩(wěn)定，要考慮到全國人民的衣食住行，又要把一些過分的東西扭轉(zhuǎn)過來。
比如說“林彪事件”之后要批“左”，事實上確實是應(yīng)該要批“左”的，但后來上面又說這實際上是“右”，而且是極“右”。后來，周恩來的秘書紀東在《難忘的八年》一書里回憶說，總理說這明明是“左”嘛！怎么不是“左”！就很氣憤，但是他也不好明著去反對。因為黨如果分裂的話，老百姓就遭殃了，他一定要維持這個穩(wěn)定的局面，才可以不使國家走入絕境。
談家風(fēng)
“我們都是普通老百姓”
新京報：周家的家風(fēng)是什么樣的？
周秉德：家風(fēng)很簡單，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們都是普通學(xué)生，長大了是普通老百姓。
新京報：但你12歲就住進了中南海。
周秉德：我們上學(xué)都是坐公交，吃飯是在大食堂。只不過就是跟他有這么一層關(guān)系，而這個關(guān)系只是家長里短，沒有任何其他的。我們只是進了中南海，進了西花廳，其他的一概都是老百姓。
新京報：你的意思是，你只是住的地方跟其他同學(xué)不一樣？
周秉德：對，其他的都一樣，而且一直都是普通人的心態(tài)。比如他從小就告訴我們，將來你們的前途都要靠自己去奮斗，不能靠伯伯這層關(guān)系。
新京報：總理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周秉德：不要想有任何借他的光，不可能的。而且我們都很低調(diào)，大家知道我是因為我出了一本書《我的伯父周恩來》，以前誰都不知道我。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出頭露面，不讓大家知道我。
到現(xiàn)在為止，很多人照相的時候，我可能是年齡也大了比較顯眼，別人把我擱到前邊兒。我的弟弟妹妹或者孩子們，都是在最后面或者邊兒上才能找到他們，沒人往前邊兒爭，都是很收斂的，都是“夾著尾巴做人”。
新京報：你擔任過級別最高的職務(wù)是中新社副社長。
周秉德：對，就是個正司級干部。有的人我看不起，靠父親的影響、甚至疏通關(guān)系干這個干那個，不是共產(chǎn)黨員的作風(fēng)，這樣的人我不承認他是共產(chǎn)黨員。
談“紅二代”
“這里面確實是良莠不齊”
新京報：你對“紅二代”這個稱號有抵觸嗎？
周秉德：我覺得這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也不能否認，但是這里面確實是良莠不齊，什么樣的人都有，主要就看自己的態(tài)度和作為。
新京報：“紅二代”會搞一些紀念活動，你經(jīng)常參加嗎？
周秉德：通知到我了我就去，不通知我的我也不追，有可能的時候還是盡量去。一般找我的人，還是覺得能談到一起的，有權(quán)有勢的也不找我。
新京報：大家平時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聚起來的時候會有特殊的交流嗎？
周秉德：老一輩都是比較親近的，大家也就比較自然，互相都很理解，但也沒有太多深入的了解，或者說私底下的你來我往，我也都沒有。
新京報：“紅二代”和其他人有不同嗎？
周秉德：我沒考慮這個問題，談得來就談，談不來就不談。有些人可能思想上談不到一塊兒，不談就不談，去批判也沒必要，不可能要求大家思想上一致。
新京報：所以“紅二代”還是一個很多元的群體。
周秉德：當然了，清一色是不可能的。
談反腐
“反腐太必要了”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當前的反腐形勢？
周秉德：我覺得反腐太必要了，再不下決心做真是很危險了。這是早就該做的事情，之前早就說反腐，但沒有下決心去做，沒有這么強的力度。
新京報：關(guān)于周恩來養(yǎng)子養(yǎng)女的問題，你了解到的情況是怎樣的？
周秉德：一些養(yǎng)子的傳聞是沒有的事。我七媽(鄧穎超)對我說過，他們只有三個義女，孫維世大家都知道，是烈士后代。抗日戰(zhàn)爭初期，跟她媽媽、哥哥找到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把他們收留下來。她沒有父親，就把她收為養(yǎng)女。1968年，她被江青迫害而死。
一個是葉挺的女兒葉揚眉，從小認了干女兒。后來，她在從重慶到延安的飛機上遇難。還有一個干女兒，是我伯伯一個南開同學(xué)的女兒諶曼里。她20多歲的時候在延安，因大雨沖刷導(dǎo)致她住的窯洞垮塌，意外身亡。除此以外，沒別的了。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賈世煜 攝影/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