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少年犯罪，應避免走入“片面保護”誤區

■徐明軒

據《新快報》報道，1月18日，廣州番禺11歲女孩陳某，遭到殺害，兇手是19歲的韋某。剛剛步入成年的韋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鄉掐死一名男孩，但因為當年他未滿14周歲，而不負刑事責任。2011年，他在廣西家鄉又因持刀傷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韋某“減刑”釋放后來到廣州市番禺區。案發當天，韋某騎自行車途經韋涌村，見被害女童獨自一人行走，便捂住其口鼻拖到橋底處實施了性侵，后將女童殺害。

“少年犯出獄再犯奸殺案”，引爆了輿論。韋某小小年紀，卻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極其兇殘的手段踐踏法律、殘害他人生命，哪里出了問題了？

眾所周知，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以及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推出了不少對未成年人權益的特殊保護措施，包括未成年人案件適用特殊的刑事訴訟程序、附條件不起訴、未成年人前科不必報告制度等等。但是，我們是否走進了另一個極端？

為什么像韋某這樣的人可以得到“減刑”？能不能提高刑事責任年齡？對于刑滿釋放未成年人（包括已經成年者），有沒有完善的幫教、扶植機制？

首先，面對層出不窮的14周歲以下未成年人兇殘犯罪，適用了30多年的刑事責任年齡，是否有下調的必要？比如，去年湖南邵東縣三名小學生“弒師案”震驚全國，三名兇手都是未成年的中小學生，最大的只有13歲。最終3人因為不滿 14周歲的刑事責任年齡，不用承擔刑責，而被送往當地的工讀學校。這次韋某也是如此，不滿14歲時殺人，卻沒有得到法律的懲罰，也沒有依法被政府管制。

這個“14周歲”的規定，是在30多年前制訂的；如今，隨著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成熟年齡大大提前了，未成年人很早就對基本的是非對錯、生命的可貴、財產權的邊界有基本認識；從認知水平上說，完全明白殺人、搶劫就是犯罪。而且英國的刑事責任年齡，最低可以到10周歲，我們是否還要堅持14周歲“一刀切”？

其次，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將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從“一般累犯”的范圍中予以排除，即像韋某這樣在未成年期間犯過罪，之后在成年期間又犯罪的，這些“前科”將不能使其作為“累犯”來加重處罰。但是，對于韋某這樣屢屢動用極端殘忍手段犯罪者，是否應該在法律中作為“特殊情況”予以排除，防止這一原本旨在保護未成年人的機制，被這樣窮兇極惡者所惡意利用？

第三，對未成年人犯罪適用“寬嚴相濟”原則（而不是一味強調“重教輕罰”）的同時，更應關注社會教育和矯正的作用。最近幾十年，未成年人首次犯罪年齡呈現“低齡化”的趨勢，這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個顯著特點：初次違法犯罪的時間與以前相比有所提前；低齡的未成年犯(14—15周歲)的數量近年來增長明顯。就像一些學者所研究的，未成年人犯罪和再犯，并不是僅僅由于法律“寬松”，在很多情況下是社會的不良誘惑所致。也正因此，以要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不能只靠法律（無論從嚴還是從寬，都是無解的），而是建立嚴密的社會幫教、保障之網。特別是在留守兒童、農民工二代子女的成長問題上，應該在教育、法律領域有特殊應對，才能杜絕更多的悲劇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