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到底該找誰評理？媒體解析正規維權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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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名產婦在北醫三院不幸故去的新聞成為輿論熱點。雖然事實尚待進一步調查，但從討論中發現，很多人對發生醫療糾紛后該找誰、該怎么評理，并不清楚。對此，記者采訪第三方獨立機構——北京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為讀者剖析，正規的說理路應該怎么走。

　1問

　　醫患雙方有糾紛，患者找誰評理去？

　　可以找醫院相關科室、第三方調解或者法律訴訟

記者：治病過程中出現不理想狀況，患方如果懷疑是醫院的責任，怎么辦？患者該找誰評理、鑒定呢？

北京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副主任劉海英：患者對于治療結果不滿意，醫患雙方達不成一致，可以有以下三種途徑解決：首先，每個醫院都有醫患關系辦公室或者是專門處理醫療糾紛的科室，患者可向其投訴，提出對醫生診療服務不滿的意見。同時患者有權要求封存病歷，并復印除了病程記錄之外的所有的客觀病歷。

其次，患者可以申請第三方進行調解，包括行政調解和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2010年10月，北京市司法局等6個委辦局發布的《關于加強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735號)文件規定，公立醫療機構發生醫患糾紛，患方索賠金額在一萬元以下的，可以通過雙方協商解決；索賠金額一萬元以上的，應當通過人民調解或者司法訴訟的方式解決。我們醫調委是北京地區專門從事醫療糾紛調解的專業性群眾組織，是完全獨立的第三方，不收取任何費用，相比于行政調解和法律訴訟，更為方便、快捷。

最后就是司法訴訟。

北京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副主任劉方：對于醫療結果存有異議，患者可以選擇進行醫療鑒定，但是選擇的鑒定機構一要有資質，二要醫患雙方都認可。法院在受理醫患糾紛的案件，也會委托醫療鑒定。對于有一些醫療糾紛，涉及患者死亡的，我們希望患方家屬能夠同意尸檢，因為尸檢結果是最客觀公正的。

記者：有患者可能覺得，不鬧大的話，自己的問題解決不了。這樣的觀念該怎么看待？

劉海英：我們醫調委自2011年成立以來，已經處理了8000多起糾紛，真的就是純醫鬧的少之又少，大多數患者還是比較理性的。

當然，社會上也流傳著這樣的段子：要致富做手術，做了手術告大夫。但是這是開玩笑，我可以說，幾乎沒有誰是抱著這個心理去跟醫院要錢的，大家去醫院就是想治好病。

醫療糾紛不管怎么鬧，都不會因為你鬧得兇就能得到更多的賠償，醫療損害賠償必須遵循過錯賠償原則，一定是醫院的診療行為有過錯，給患者造成人身損害等不良后果，才能賠償。我們醫調委在處理糾紛中，也絕沒有做過“大鬧大賠，不鬧不賠”的調解建議。

2問

　　醫患糾紛已產生，單位該不該介入？

　　醫調委沒遇到單位介入的情況，即使有也不對結果造成影響

記者：從法律、程序角度看，患者方面所在的單位，該不該介入醫療糾紛？出公函維權的做法是否合理？

劉方：我們醫調委這幾年的工作中，從來沒有遇到患者單位介入的情況，也沒有遇到單位出具公函的情況。即使有單位出具公函，對于我們調解工作來說也沒有什么影響，還是該怎么辦就怎么辦。至于其他的解決醫療糾紛的途徑，比如醫院內部解決，法律訴訟解決，我沒有聽說過有患者單位介入的情況。

記者：醫療糾紛，應該有哪些第三方機構介入比較好？作為第三方獨立機構，醫調委如何保證客觀公正？

劉方：前面提到過，行政調解，找行政機構；法律訴訟，找法院；醫調委調解，找我們；都是合理有效的第三方介入。

第一，醫調委就是一個群眾性的組織，沒有直接的上級單位，不隸屬于任何行政機關。第二，我們是由政府搭建的公共事業平臺，北京市財政撥付全部工作費用，不接收任何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的經費。

第三，我們制定了科學、嚴謹的工作流程。程序正義可以保證實體正義，這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真理。我們調解員分為評估組和調解組。調解組派出調解員接待醫患雙方，收取與糾紛相關的材料，聽取雙方陳述，再將所有材料轉交給評估組。評估組都是由副主任醫師以上的退休醫學專家組成，我們還嚴格執行回避制度，比如涉及某醫院的醫療糾紛，決不可能讓與這家醫院有關系的專家來評估。

我們北京醫調委有90%以上的糾紛需要找北京三級甲等醫院的專家進行咨詢，形成初步的評估意見后，還會交由評估組進行集體討論，每次討論都要有3名以上專家在場，最后才形成正式的調解建議。此外，凡是賠付1萬元以上、患者死亡、疑難的案件我們還要外請專家再進行合議。

2014年全年，我們受理結案糾紛1899件，同年，法院受理結案800多件。

3問

　　醫鬧傷了醫生心，難道從此少說話？

　　對于醫院來說，保護醫生最好方法就是讓其學會溝通、有時間溝通

記者：在當前的醫患關系背景下，會不會醫生為求自保，能少說就少說，甚至看病就成了工廠的流水線作業？

劉海英：不管是哪方面的醫患糾紛，其實都跟溝通不到位有關。我們國家的現狀是大醫院人滿為患，患者相信大醫院，甭管大病小病全都往大醫院跑。這種情況造成大醫院的醫生沒有更多的時間進行溝通?；颊哔M好大勁掛上專家號，但是醫生與患者問診的時間也就兩三分鐘，患者沒能得到專家更多的服務時間，心里有落差，也就埋下醫患糾紛的隱患。如果醫生能有充分的時間與患者溝通，耐心解答患者的疑問，醫患也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間的信任。

現在一是溝通的渠道不暢通，二是留給醫生溝通的時間太少了。像外科、產科等一些手術科室，手術操作要占據醫生大部分的診療時間，與病人及家屬的溝通時間就不夠，患方對此投訴較多。但是比如像內科、眼科等，溝通情況相對充分一些，即使患者沒有治愈，仍然感激醫生，因為患者看到了醫生的努力。

事實上，醫生多說比少說好。當然，溝通除了要告訴患者疾病的基本情況外，更要實事求是地告知風險。當然告知風險不是冷冰冰地說出所有不良后果，也不是故意告訴最壞的結果。比如，凡是做手術的都會有風險，但我們醫院的手術知情告知書往往是制式化的，缺乏針對性，同樣一個手術，一個25歲的年輕患者和一個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的高齡患者所要面對的風險絕對是不同的，醫生應該針對不同患者的具體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告知。

把患者要承擔的手術風險掰開了、揉碎了講明白，使患方充分知情，樹立起醫療風險共擔的意識。我們也呼吁老百姓多理解醫生，認識到醫療行為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治療的同時也會給患者造成一定傷害，比如肌肉注射，除了治療作用還會給患者造成疼痛，還有感染的風險；吃藥，不僅有治療作用也可能會有傷及肝、腎的副作用。對于醫院來說，保護醫生最好方法就是讓醫生學會溝通、有時間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