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電話咨詢的有上千人，明確報名意向的有三四百人。”參與協助錫林郭勒職業學院在國內較先開設電子競技專業的李愛龍，今天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還沒到招生簡章上秋季報名截止日期9月15日，這個只打算招40人的專業早已滿員。

把電子競技當作正式專業招生，在國內電競輿論與市場冰火兩重天的環境下，需要鼓足勇氣，而9月初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發布的一則通知，則為這個搶眼的中專專業添了一把柴火。

在《關于做好2017年高等職業學校擬招生專業申報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中，教育部公布了2016年的13個增補專業，其中包括“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專業代碼670411，屬于教育與體育大類下的體育類。新增專業適用于高等職業學校(含高等專科學校、其他普通高等學校舉辦的專科層次的學歷教育)，將于2017年實行。“這為我們找到了一個出口，明年就會設定相關的大專專業。”李愛龍表示。

“打游戲也能拿學歷”是誤區

“打游戲也能拿學歷?”當這樣的評論不絕于耳時，在錫林郭勒職業學院負責電競專業招生的關老師表示，這個專業主要培養的是電競行業的從業人員，例如教練、戰術分析師、導播、裁判等，職業選手更多的仍會出自現有的俱樂部體系，“雖然電競早已歸為體育運動，但很多人還是沒有把它和游戲分開，這個專業的出現就是為了引導人們對電競有新的認識。”

李愛龍覺得“教學生打游戲”是很片面的看法，“例如電競導播，就需要和廣播電視專業合作教學，教的不僅是如何切換鏡頭，還有在不同電競項目中切換鏡頭的時機、原因等，需要在很多其他專業的支持下，慢慢去扭轉大眾觀念，如果真是玩游戲就能拿學歷，不就反其道而行之了嗎?”

對于即將在高校中出現的“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似乎更像一個培養電競與其他行業交叉地帶的復合型人才搖籃。國家體育總局體育信息中心主任丁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教育部此次將該專業放置在高等職業教育體系中，且從管理學角度進行設置，強調了電競的游戲屬性，并與其他體育運動項目一樣進行規范，“國內從事這個行業理論研究的人才非常匱乏，從業者對項目規律性認識也不夠，如果沒有理論與學科的支撐，光靠我們管理者為電競‘正名’，依然難以扭轉社會對電競的固有印象。”

從荒廢學業的“網癮少年”到天價薪水的“職業大神”，在人們為電競選手貼上的兩個極端標簽之間，是他們與中國大多數體育項目運動員既相似又迥異的命運：較早脫離系統的文化教育去面對金字塔般的競爭現實，主流體育項目的運動員退役后有相關政策予以扶持，在經濟與文憑等問題上相對優于沒闖出名堂的電競選手。對于黃金年齡在16～20多歲的電競選手而言，名氣劃分的就是兩個極端的世界，“就內蒙古的俱樂部而言，不少成績平平的職業選手退下來，好一些的在開網吧，一些人在網吧當服務員，還有的徹底離開了電競圈。”作為內蒙古電競協會秘書長，李愛龍表示，一旦無法在電競圈找到對口的工作，文憑與經濟補償都沒有的電競選手，進入社會幾乎等于一張皺了的白紙，“一切都要從頭來”。

“高校可以設立電競專業，相當于對這個行業有了認可。”在CS前職業選手王熹看來，“學歷”的出現能為不少現役選手提供一條出路，“現在打職業的周期是三四年，游戲更新速度也很快，一旦打不出名氣、得不到獎金，退役后就會迷茫。”

運氣好的退役選手，變成了俱樂部的管理人員。“也有從其他行業過來的愛好者，但很多都不具備專業的管理知識和技能，畢竟，作為一個體育項目，發展需要涉及法律、經濟、管理等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可丁東注意到，目前對于在高校設立電競專業一事，高校尤其體育類院校表現得比從業者更加積極，“這也是項目發展不完全成熟的表現，我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從業人員真正通過這個體系走出來。”

用“上升期”代替“最好的時候”

高校的熱衷和外界的“冷眼”，從WCG2005/2006魔獸爭霸項目世界冠軍SKY李曉峰的微博可見端倪，在教育部消息發布第二天寫到：“這兩天有好多人因為電競教育的事情找到我，邀請我去他們即將合作的學校里去任職。大家說，如果有機會一定要選個學校的話，你們覺得哪個學校的風格比較適合我去教課啊?”和李曉峰的積極不同，評論中不乏“再觀望”“需謹慎”等態度。

李曉峰的積極不難理解，李愛龍表示，對于新辦的專業而言，師資與教材一開始都會遇到困難，但他們得到了很多職業俱樂部與職業選手的支持，“很多選手甚至愿意不要工資來當老師，因為大家都等了很久，把原來自己的遺憾變成推動項目做下去的動力。”

王熹也是其中的一員，現在從事電競賽事組織工作的他，退役后又找到了歸宿感，“30多歲要當電競老師，不會再有人反對吧?”小時候喜歡電競，王熹受到的反對聲比其他孩子小得多，讓他覺得前路難行的原因更多源于經濟問題，“現在和原來是年入百萬元與年入千元的差別。”

中國電競近兩年的發展，讓王熹覺得“有點兒快了。”他列出幾個數字表示，在2006年他還活躍在賽場的時候，“一個月工資6000～8000元，現在基本過萬元。好的選手加上賽事獎金和商業活動，一個月10萬元以上收入算正常，直播平臺主播也不乏年薪千萬元者。原來靠打職業比賽很難維持生計。”

而賽事正是職業選手保持高收入的平臺。截至2015年，由國家體育總局主辦的國家級綜合性賽事有4項，各類省市級賽事數十項，加上大量商業公司舉辦的比賽，讓不少戰隊只能擇優參加。這樣高強度和訓練的比賽模式，為電競專業“解決普遍早期電競從業人員無基礎學歷問題”的目標增加了不小難度，李愛龍表示，為了盡量避免走過場拿學歷，針對一些知名戰隊的文化課，學校將會派出老師跟隊教學，回到學校還需完成考試，“發放畢業證，必須具備中專學歷所具備的基礎課程知識，這些都是必修課。”但最終的可行性如何，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時間曾經考驗過李愛龍，推出這項專業，約用了兩年，“輿論壓力比較大，相關部門和社會認可程度比較低，很多人還不了解電競就予以否定。”因為電競缺乏具體定義、數據，項目標準不夠明確，李愛龍交涉時遇到不少困難，至今仍有不少問題擺在案頭，“我們想通過面試等方式設立一些‘門檻’，來選擇更合適這個專業的孩子，但中專有免試政策，不容易把控;大學老師通常需要資質，而電競項目前所未有，老師的資質等問題，需要學校幫助突破。”

可他同樣擔心，一旦高校對電競專業放開后，現實會像他們收到的評論一樣，有學校把這個專業當成噱頭，在師資、教材等教育資源都不充足的情況下，一旦教學質量上不去，就容易招致更多反對之聲。既需要規范，又要尋求空間，這就是國內電競行業高速發展下，“李愛龍們”的矛盾所在。

讓王熹感到矛盾的是，電競專業的出現對規范電競市場、彌補人才缺口大有裨益，但在電競圈伴隨發展而來的“浮躁”氛圍中，這個“文憑”會不會成為更多“一心想玩游戲”的青少年選擇電競的擋箭牌，“這個專業，想成為職業選手和踏進電競圈的人才會考慮，多數孩子的目的是成為塔尖上的人，并非默默無聞的從業者。”見慣太多熱衷電競的孩子，王熹堅持認為“這是一個需要天賦的行業，但很多人行不行都要擠進來，認為前途能考打游戲實現，這條路不是誰都適合。”

冷靜而客觀的態度，是當下中國電競最缺少的態度，對于這堵高墻內外的人都是如此。丁東在得知教育部的《通知》時，并沒有感到驚訝，他用“水到渠成”形容這個舉措，“可以說是電競的發展從國家的層面給了積極的引導，畢竟在拉動消費、帶動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體育已經成為重點領域，而電競作為具有很強消費引領性的新興體育項目，會得到更多部委在政策上的引導。”在他看來，“上升期”比“最好的時候”更適用于當下的中國電競，“不斷有利好傳來，能說明至少是各個方面對電競的認識越來越統一，對它的發展前景越來越看好，但我們身在其中，不能盲目樂觀，要有清醒的認識。尤其不要走極端，一會兒說它是電子鴉片，一會兒又覺得高大上了，只求把它看成正常的體育運動項目，按規律來管理、推動電競發展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