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各級政府(包括村級兩委)都有能力和意愿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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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四川資陽市安岳縣白塔寺鄉增花村，一位村民撥打《華西都市報》“監督進行時”熱線028-96111，反映村民到村里辦事，村干部均會暗示請吃飯或者送紅包。該村一位小組長直言，辦事請村上、鄉上“領導”吃飯已成為該村的“風俗”。村里63歲的孤寡老人鐘廣福，為了申請計劃生育家庭特別補助，花了600多元請村、鄉干部吃飯，給他們買煙。

看到這樣的新聞，我跟幾乎所有人一樣，對貧困農民的弱勢感到同情，對村官的貪婪表達痛斥，也對鄉村政治生態深表擔憂。五保戶是國家扶助的對象，這些雁過拔毛的村干部實在可恨至極。對于這樣的事情，有過農村生活經歷的人是不會陌生的。我生長在水庫邊，原先村子里的良田被淹沒，每年都會有一定補助，直到前些年，這些補助由國家直接發放到各個農民的銀行卡，雁過拔毛的事情才算終結。

從筆者家鄉的案例來看，國家通過金融+信息的手段，最終制止了雁過拔毛這種行為。由于每個農民都開始有了存折或借記卡，所以，扶貧機構可以與農民直接發生信息和金錢的流通。這種越過大部分官僚層級，甚至越過村干部的補貼手段，最終達到了足額、準時發放的效果。

《南方周末》曾經做過一組關于貧困縣競爭的報道，講述的是最貧困的縣因為太窮而未能評上貧困縣。這當然是非常諷刺的。但我們需要意識到：貧困縣的評選權力掌握在一定的組織手里，標準的設立、認定，權重和打分，這些都掌握在某一些具體的人和機構手里。任何縣想要獲得這個帽子，就一定要經過他們的認證。可以預見，這些評選工作本身并不足夠公開透明，無法引入足夠的監督力量。于是，并不那么貧困的縣可以利用自己的資金優勢進行打點，從而獲得國家撥款。

在貧困縣的競爭中，我看到了與五保戶不太一樣的情況。筆者不清楚是報道不夠深入，還是真的不一樣。不過，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只要評選本身不夠充分公開、公正和公平，缺乏相應的有效監督措施。那么，無論是貧困縣還是貧困農民，許多都會選擇行賄評委會，因為這是最優選擇。如果沒有請客招待，一旦這些干部給你使點壞，重則取消你的五保戶資格，輕則延遲款項發放，都足夠農民喝一壺的了。有道是，這些村干部未必能夠為貧困的農民謀福利，但一定能夠對他們進行干擾。

在筆者家鄉，國家直接將款項發放到災民手中，看起來十分成功。但實際上，這是對基層政治生態的不信任，對部分村干部的一種失望。國家意識到，任何撥款一層一層往下，都是有成本的。一方面是執行、管理、派發的成本;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包括村級兩委)都有能力和意愿截留。為什么呢?因為每一級權力機構，本質上都是對上負責，而不是對下負責。在高層和底層之間，他們可以利用信息差和權力差。

所以，假設五保戶在每隔三年的村干部選舉中擁有真正的投票權，那么類似的請客也許就可以避免。更大膽地說一句，假設五保戶的投票本身已經足夠重要，但上級補助發放過程耗費了村干部很大心力，譬如是村干部幫忙爭取了五保戶的資格，那么問題可能更加復雜化了。

總的來說，在看到這起新聞之后，憤怒和同情是非常自然的。但除了憤怒和同情，筆者也在反思，我真的理解農村的政治生態嗎?我是否能夠真正進入五保戶和村干部的語境，去理解他們行為的動力來源?當然，這不是為雁過拔毛辯護，而是希望可以更加深入全面地來看待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