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瑞考慮從合資平臺撤資

王悅

多位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證實，海正輝瑞或正處于“離婚”前期，在去年以來業績大幅下降的壓力下，輝瑞方面正考慮撤資，清算離場。

“業內很多人都已聽說這一事宜，分手形式將是輝瑞方面撤資，海正輝瑞今后或將吸收成為海正藥業的一個事業部門或是子公司。目前，輝瑞已向不少咨詢公司咨詢相關事宜，開始清算離場價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

這一消息尚未得到海正輝瑞的正式宣布，員工尚不知情，第一財經記者就此詢問海正藥業(600267.SH)證券事務部，對方回應對于此事尚不清楚，目前海正方面也尚無變動計劃；而海正輝瑞對此回應尚不知情，運營一切正常；輝瑞方面表示不予置評。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默沙東就已宣布退出此前與先聲藥業共同成立的合資企業先聲默沙東，而德國拜耳集團對滇紅藥業的整體收購財務表現亦不盡如人意。

如此，中外藥企合資之后步履蹣跚似乎成了普遍的走向。

“跨國婚姻”貌合神離

上述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雙邊的業務和期望值現在都未達標，因此導致海正輝瑞雙邊母公司在中國區的盈利利潤都受到了影響。”

據他透露，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跨國制藥企業，此前輝瑞在中國區的布局主要聚焦在大醫院、大產品上，輝瑞方面希望通過海正輝瑞來承載起輝瑞在中國廣闊市場的布局，“一些利潤較低的藥物通過合規途徑銷售成本會很高，因此希望借由本土藥企‘灰色渠道’的銷售方式來打開低價藥市場。”該業內人士透露。

事實上，早在成立之時，輝瑞中國區總裁吳曉濱就曾表示，合資公司與輝瑞母公司產品線不會產生重疊和同業競爭，主要針對占據中國70%市場份額的仿制藥。但這一規劃與海正藥業對合資公司的期待實際有所出入，眾所周知，海正輝瑞一直被海正藥業定位為公司從原料藥企業到制劑企業轉型的重要平臺，海正藥業將大部分的制劑業務也都陸續轉移到了合資公司。可以說，海正藥業并不滿足于輝瑞對合資公司定義的國內市場仿制藥銷售的角色。

“當時海正有多余的錢和產能，也需要新的產品注入，它們希望通過合資拿到輝瑞的制藥工藝，并且希望通過合作，借輝瑞的力量打開海外市場，但這些預期現在都沒能達成。”以上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

2015年9月10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海正藥業下屬臺州工廠發出原料藥進口警示函，其中要求，自該警示函出具之日起至整改獲得FDA確認期間，在海正藥業臺州工廠現有準許進入美國市場的29個原料藥品種中，阿卡波糖等15個原料藥品種將暫時不能進入美國市場。盡管事出偶然，但該事件從側面說明海正輝瑞彼時尚未能承載海正藥業出走海外的重任。與此同時，根據當時媒體報道，海正輝瑞內部也已出現了巨大的矛盾和分歧，海正輝瑞原研產品“特治星”供貨不足就是一個重大信號。

藥企“混血富二代”遇阻

“2015年以前，中國藥品市場復合增速普遍超過20%，外資藥企更快，在這樣好的大環境下，很多問題都會被掩蓋。但是當中國醫藥市場紅利逐漸消失，以及在2013年GSK事件后，行業合規檢查趨嚴，行業增速普遍下降，企業利潤率下降，很多合資的問題就被暴露了出來。”普華永道思略特咨詢公司總監陳書豪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根據中國產業信息網的公開數據，2011年我國醫藥制造業平均利潤增長幅度為23.5%，但到了2014年利潤增幅銳降為12.09%，2015年也僅為12.87%。

在這一大背景下，同樣成立于2012年9月的先聲默沙東在合作不到3年的時間內便宣告解散。

“在那次的合作中，默沙東看中的是先聲的基層銷售網絡，想借用先聲的分銷渠道、藥店資源及政府關系等，把高端的醫藥產品推廣至中國基層市場。但先聲看中的是默沙東的品牌效應，希望能向高端的藥品市場進發。一個看中基層，一個看中高端，二者的出發點可以說從一開始就不同。”弗若斯特沙利文大中華區總裁王昕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合資公司后來的實際運營中，由于藥價下行，先聲的利潤一再壓縮，最終導致了合作的終止。”

無獨有偶，德國拜耳在2014年以36億全盤收購滇虹藥業后，雙方預期的并購紅利也并未出現。

“拜耳收購滇紅的初心是想成為中國市場OTC領域的NO.1，但這一目標現在已經難以實現。”一位接近此次并購的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拜耳并購滇紅后，不僅人員流失嚴重，滇紅藥業的利潤率也不盡如前。

而在他看來，拜耳滇紅整合未達預期的主要原因除了大環境以外，文化沖突是另一個主要原因。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在拜耳對滇虹藥業完成鯨吞后，進行了針對IT、財務、人員管理等系統的一次性整合，而非循序漸進，這對本土系統來說其實是很致命的打擊，也正因此造成了人員水土不服，流失嚴重。

除此以外，在人力成本上，由于外資藥企在對人員薪酬上監管嚴格，因此拜耳在收購后對雙方員工實行了同工同酬，這對滇紅的利潤率也是很大的打擊，實際上，企業員工的能力不同貢獻必然不同，人力成本必然上升。

“外資藥企銷售人員的薪酬方式是高底薪低提成，但是國內銷售人員一直以來實行的是低底薪，高提成的方式。兩者存在很大差別。“以上業內人士透露。

水土不服造成管理軟肋凸顯，在羅蘭貝格制藥與醫療行業合伙人林江翰看來，直到現在所有的外資企業都還在考慮究竟什么才是進入三四線城市最好的商業模式，“僅僅依靠增加銷售人員，一定不是解決的辦法。實際上，據我了解相當多外資企業在中國的銷售人數已經達到過去他們在全球市場銷售人數的總和，緊逼企業過往可以管理的人數極限。”

矛盾顯現

在華醫藥市場紅利減退、醫保壓力下藥價下行，誰才是導致中外藥企合資企業蹣跚不前的真兇？幾乎所有人都將矛頭指向了三年前的那場巨大的合規風波。

2013年7月11日，中國公安部網站公布，“因涉嫌嚴重經濟犯罪，GSK部分高管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這是我國公安部門首次就某家制藥公司形成的立案調查聲明。

聲明中表示，作為大型跨國藥企，GSK在華經營期間，為達到打開藥品銷售渠道、提高藥品售價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賄或贊助項目等形式，向個別政府部門官員、少數醫藥行業協會和基金會、醫院、醫生等大肆行賄。同時，該公司還存在采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通過旅行社開具假發票或虛開普通發票套取現金等方式實施違法犯罪活動。

最終這起案件以GSK判罰30億元人民幣、多個高管判處有期徒刑2~4年而落下帷幕。但由此帶來的醫藥行業營銷轉型大戰卻開始硝煙彌漫，所有在華外資藥企對合規的緊張程度都達到了最高級別。

“以前是靠高毛利來支撐銷售的人海戰術，這里其實有很多的灰色空間，相比較正規的學術會議銷售，請醫生吃飯的成本顯然更低。”陳書豪說。

傳統的銷售方式被合規事件“剁了手腳”，醫藥企業過往的高速利潤增長在GSK事件后幾乎全軍覆沒。

“其實核心還是一個算賬的問題。達不到商業指標，慢慢雙方就容易產生嫌隙。如果那件事情(指GSK合規事件)沒有發生，這一切或許會晚些時間到來，但在合規整改的大方向下，早晚還是會發生。”林江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他看來，過往的灰色銷售方式總有一天會需要向規范化的學術化營銷來轉型，但在利潤大幅下降的環境下，很多轉型實際難以開啟。

原本合資雙方有明確預期的算盤在合規收緊、利潤下降的前提下變得更難實現。

“外資藥企期待通過與本土企業合作拿到與政府、基層醫院的關系資源，但本土企業并不會輕易交差。相對應的，外資藥企也不會輕易地將核心技術給到本土企業。經濟好的時候，這些都被掩蓋了，但當利潤下降，一切矛盾就都浮出了水面。”陳書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