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條因“年收入12萬元以上被定為高收入群體，要加稅”的新聞，給所謂的“高收入群體”帶來不小的恐慌，并引發“中產階層”的集體吐槽。盡管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專家對此進行了辟謠，但是由此引發的話題仍持續發酵。

11月2日，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將在2030年前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3/4的中國人將成為中產，讓“中產階層”再度成為焦點。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目前已經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但是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社會總人口的比重不到20%，明顯低于與我國處在相同發展階段國家的水平。當務之急是如何擴大中產階層的數量。

中國“中產階層”的焦慮

如果用“追求高質量的生活”去衡量，中國的“中產階層”的確有點名不副實。

我們看到美劇里中產階層的生活是這樣的：一輛高級轎車緩緩駛入一座兩三層小洋樓，修葺整齊的草坪上兩三個孩子打鬧嬉戲……但是，當下中國的“中產階層”離美劇里勾勒出的這種美好畫面相差甚遠。

李強，1985年出生，從安徽農村走出來，讀了個不知名的大學，目前在北京的一家私企工作。老婆是他同班同學，前些年工資比較低，一直沒存過錢。他2009年借錢在北京郊區購買了一套小產權房，現在父母住著。他的孩子6歲，為了孩子讀書，他在市中心租房，2012年買了輛代步車。目前無任何存款，但也無欠款。

夫妻倆稅后月入1.4萬，年終獎5萬左右，基本上一年收入有20萬。他本想在北京城區再買一套房，可目前租住的房子是學區房，要價10萬多每平米，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首付就得200萬。這么大一筆錢，根本不敢奢望向別人借錢去湊首付。

一般理解，家庭年入20萬，也應該算是中產了，但李強總擔心若是遭遇到什么變故該怎么應對：“在私企一直有很大的危機感，所以我現在晚上還得學習補充知識。感覺很累，很迷茫。”

李強只是當下充滿焦慮的所謂的中產者之一。記者采訪了解，讓眾多所謂的中產者們焦慮的因素表現在生活中的各個方面，而超高的房價是焦慮的“重心”！

目前，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房價高得離譜，一套房至少四五百萬，對比李強家庭年收入20萬，根本不算高收入。現實中類似李強的中產者們，除去各種生活成本、開支，確實已沒有多少余糧，只能平平淡淡地安于現狀，根本沒什么奢望。

哪些人算中產階層？

何謂中產，目前官方沒有給出定義。而社會上關于中產階層的界定一直頗有爭議，甚至還衍生出很多關于中產階層的“定義”，其中不乏“被中產”“偽中產”和“超中產”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混亂現象。

2016年7月，《經濟學人》雜志指出：中國的中產階層有2.25億人，他們是目前全球最焦慮的人。該文對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是：“家庭年收入在1.15萬到4.3萬美元，即家庭年收入8萬到30萬元人民幣之間的群體。”

蘇海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國際上通行的對“中產階層”的定義，指其收入和財產處于社會平均水平及其附近區間或收入、財產中位數及其附近區間的人員的集合。如按此定義測算，目前我國有3億多中等收入群體。

這個數據跟中國的現實國情相比，顯然不符。

由于現階段我國社會平均工資收入不高，大多數勞動者的收入處于平均數以下，社會分配格局還遠不是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橄欖形”，而是底部偏大、中上部偏細尖的“金字塔形”，據此，蘇海南認為，不宜簡單套用國際上確定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

基于多年研究，蘇海南對中國中產階層做了嚴格界定：其收入處于全國或當地社會平均水平與較高水平之間、其家庭生活水平達到全國或當地小康與比較富裕程度之間的人員。

具體量化標準是：中產階層成員的收入在各地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與平均值的2.5倍之間，即從全國層面看，2013年勞動者個人年收入在6萬至15萬元或家庭收入在8.5萬至22.5萬元，家庭人均住房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及以上且另有一定數量金融資產者，就可以認為進入了中產階層；而在北上廣深，收入則須達到全國平均值的兩倍，即2013年個人年收入12萬至30萬元或家庭年收入17萬至45萬，且其住房問題基本解決并另有一定金融資產者，才能在當地稱為中產階層。

按照以上定義，蘇海南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并參考一些研究機構對居民家庭收入調查數據測算得出：目前我國中等收入勞動者有1.6億多，約占全國從業人員總數7.7億的20%；加上其贍養人口合計約為2.4億人以上，約占全國人口總數13.67億的18%。當然，今年已經進入2016年，上述收入和財產標準區間也應適當提高，中產階層人數和比重也可能會有所變化。

中產收入陷阱遠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

當今中國，大家談論比較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個國家人均GDP始終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區間而不能增長到12000美元之上，從而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當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帶來的挑戰還沒有厘清，“中產收入陷阱”這一新概念又“橫空出世”。

李稻葵，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日前他撰寫的《中產收入陷阱遠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一文，引發廣泛關注。

李稻葵認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產收入陷阱”值得警惕，中產收入陷阱遠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他甚至認為，當今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中產收入陷阱”的端倪。

比如，“最近以來，我孩子的一些同學的家長在忙著辦移民，他們擔憂的是孩子們不能適應中國高度競爭的中小學教育；我周邊的不少朋友，由于擔心空氣質量對子女健康的影響，也選擇了出走；還有一部分家庭，擔心未來難以支付高額的醫療、養老費用，決定移民到澳大利亞等公共衛生體系比較健全的國家。即便那些還沒考慮移民的中產朋友，碰到我經常問的問題也是：人民幣會不會長期貶值，家庭資產如何轉移到國外。凡此種種現象，無非集中反映了中產階層的焦慮。”

在李稻葵看來，中產收入階層的焦慮，來自高稅負下對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的憂慮，來自不斷攀高的房價和教育、醫療、養老的高成本。更為嚴重的，“中產收入陷阱”會導致國家喪失社會政治發展的穩定器，導致國家遲遲不能邁入成熟穩定的社會政治發展階段。

如果李稻葵所言“中產收入陷阱”成立，無疑，中國將面臨一個艱難的坎兒。

但是，在蘇海南看來，是否會陷入“中產收入陷阱”，要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層次綜合配套改革的進展。如果改革力度不大、決心不大、措施不落實，“中產收入陷阱”是有可能出現的。“當下最要緊的問題是，中產階層的比例還明顯偏低，首先要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現狀，努力擴大中產階層的比例，接下來，才是如何避免陷入中產收入陷阱”。

到2020年，我國中產階層有望達4億人

目前我國中產階層比例僅占總人口的18%，當下首要問題，是要擴大中產階層的比例。

而擴大中產階層比例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建設的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取得好的效果，確立目標至關重要。

蘇海南認為，可考慮到2020年，使中等收入勞動者總數增加到2.7億，占比提高到30%以上；加上其贍養人口，中等收入群體增加到近4億，占屆時全國人口總數的28%以上。到本世紀中葉，可設定目標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發展成為中產階層，其總數提高到9.6億人以上，占屆時全國人口總數的70%左右。

按照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也就意味著，未來4年，通過改革和保持全國經濟增速年均不低于6.5%，有希望將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由2013年底的1.6億人左右，擴大到2020年的2.7億人，7年擴大1.1億，每年擴大約1600萬，加上其贍養人口，中產階層將由2013年的2.4億增加到近4億。

要達到預期目標，必須深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層次綜合配套改革。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意見》瞄準技能人才、新型職業農民、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基層干部隊伍以及有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等增收潛力大、帶動能力強的七大群體，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發展中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推出差別化收入分配激勵政策。另外，為保證七大群體激勵計劃落實推進，《意見》也提出了六大支撐行動。

“如果能夠將2013年出臺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今年剛出臺的《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實好，同時把經濟體制、社會體制乃至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堅定不移、有條不紊地抓緊、抓落實，擴大中產階層的目標有望得到實現。”蘇海南對此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