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軍從沒想過，在自個兒最熟悉的收糧路上，會藏著一塊看不見的“石頭”，狠狠地把他“絆了一跤”。
在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一直從臨近村莊收購玉米販賣給糧庫或公司。這條路他走了7年。直到2016年3月，因未辦糧食經營許可證及工商執照，他的行為被當地法院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兩萬元。
這一判決引發輿論的巨大爭議。有律師評論，王力軍犯的非法經營罪前身是1997年修改刑法被廢除的投機倒把罪，“是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投機倒把罪廢除后留下的一條闌尾。”也有學者認為，規定收購糧食必須辦理糧食經營許可證的《糧食流通管理條例》有“濃厚的舊體制色彩”。但只有初中文化的王力軍對外界的討論并不知情，他只知道自己因為做買賣，成了一個“罪犯”。
幸運的是，絆倒他的這塊石頭正在被一點點移開。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通告，認為“原生效判決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指示當地中級法院再審此案。2016年11月，國家糧食局印發《糧食收購資格審核管理辦法》，規定農民今后從事糧食收購活動，不用再辦理糧食收購資格。
“這一變化或許與王力軍案有關。”在一審審理該案的巴彥淖爾市臨河區法院，宣傳科科長王震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感慨。他記得，在新的管理辦法出臺之前，國家糧食局和內蒙古糧食局都來法院調研過該案。
如今，記者扛著攝像機，帶著錄音筆聞風而來。一架無人機躍上了房頂上空，只為從最好的角度俯拍下他家有著38年歷史的土房和晾曬著苞谷的院子。
他對變化措手不及。不擅長言語表達的王力軍，大部分時候都沉默著，妻子張美麗時常成為他的發言人。抽悶煙是他“攤上事兒”后，最常見的舉動。張美麗半夜醒來時，常常看見丈夫一個人坐在土炕上，一聲不吭地抽煙。桌上一個不起眼處，擺著一小瓶谷維素和幾包安神補腦液，那是老母親花了26元買的。出事后，兒子常常徹夜難眠，直至頭疼發暈。
即使在審通知書下達后，王力軍的眼神中仍透出焦慮不安。當妻子跟記者訴苦時，他連忙制止。“一碼事歸一碼事兒!”他沖妻子大聲喊道，然后向記者強調，“我們是農民，和政府作對，就像雞蛋碰石頭。”
自從出了這事兒后，張美麗發現丈夫“脾氣變暴躁了”。他還是不愛說話，但從前“輕聲細語”的他，如今“嗓門高了不少”。不過，張美麗對丈夫的變化并不生氣，“這事兒砸到誰頭上，不都委屈嗎?”
在跌倒之前，王力軍原本以為只是遇到一次再小不過的“磕碰”。2015年3月，他和妻子開著二手農用車，跑村串戶收購玉米時，有農戶因不認可農用車的自重，和他們發生口角，給工商局打電話舉報“缺斤少兩”。他們沒覺得有啥特別，“做買賣時遇到拌嘴在所難免”。
然而，王力軍沒想到，他的材料，從工商局挪騰到經偵大隊，接著從檢察院挪騰到法院，最后變成一張威嚴有力的刑事判決書。
和他一樣，村民大多并不理解非法經營罪的概念。“要收糧證不合理，他這才多大點規模?”同村的老漢韓大祥想不通為啥做小買賣會有罪。他倒是對曾經的投機倒把罪印象深刻，然而，他清楚記得，改革開放后，農民賣個雞蛋不再偷偷摸摸，那時電視里天天高喊口號，“膽子大點!步子快點!”
被工商局審查后，王力軍也曾嘗試辦理那張小小的糧食經營許可證，但被告知倉儲設備和場地不符合要求。沒有糧食經營許可證，他也無法辦理工商營業執照。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審之后，王力軍案的一審主審法官張利軍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一審判決依據了當時的法律法規。”這是在王力軍案被廣泛報道后，他首次直面媒體。
“其實我們基層法院也很無奈，要是最高院不下達這么一個再審通知書，讓結合實際情況判決，我們下面哪敢有法不依呢?要是判無罪，很可能連審核都通不過。”王震嘆氣道。
不管怎樣，王力軍就這樣跌入了這個漩渦中。花了2.4萬元買來的大型脫玉米機，再也沒有發出清脆的噠噠聲。
此前，莊稼人和買賣人，這兩個身份，在他身上共存了30多年。今年46歲的王力軍，從小學五年級開始賣廢品。那時，家庭貧困但“一心想念書”的他，在村里四處轉悠，玻璃瓶、廢報紙和破紙箱都成了他的寶貝，攢夠一定數量后，他跨上自行車，一溜煙騎到廢品收購站，換上個幾毛錢，“學費就湊到了”。
做生意是這個農民追趕時代的方式。在村里，村民都直呼他小名“長在”，普遍認為他“不愛說話”，但是“為人挺好”。村里經營小賣部的婁換文，拍著大腿反問，“他為人要是不可靠，我能把家里的玉米賣給他?”
王力軍幾乎“沒有閑下來的時候”。農忙時，他和妻子種地，自家有12畝田地，還承包了20來畝地，種上葵花、玉米和番茄。農閑時，他反而比往常更加忙碌。從扯著嗓子高喊，到喇叭循環播放，他的小車上吆喝的內容，隨著時代變了又變。
他賣過反季蔬菜，自行車后座上一邊架一個大鐵筐，每天趕去城里的集貿市場，然后運回農民能買得起的便宜菜，包括韭菜、甘藍、茄子和黃瓜;他收過一捆捆的豬毛豬腸，村民樂意賣給他，“總歸能掙點錢，不然也就扔了”;他還收過豬羊，運氣好一天能收三五頭，掙上二三百元，只是沾上一身牲口的腥臭味。
每次進城，王力軍總是留意城里收購些什么產品，然后反觀村里有什么特產。他不停地奔波于城鄉之間，成了龐大的供需網絡中的一根毛細血管。
從騾車到自行車，從把式三輪車到有駕駛室的三輪車，從五輪車到二手農用車，王力軍使用的交通工具不斷更新換代，往往掙到錢之后，就賣掉之前的車，換上一輛速度更快、載重更大的車。
他做小買賣的足跡不斷延伸，不僅去過自治區內的呼和浩特市、烏海市，最遠還去過陜西神木縣賣瓜果，每天在駕駛室過夜，或是仰面趴在瓜上睡覺。回去時，他從當地煤礦拉上十幾噸生煤，捎給提前聯系好的四五戶農民，掙個路上的油錢。
“終于從貧困跨入了中等。”王力軍臉上露出了笑容。他和妻子蓋起了五間磚房，每年添置沙發、電視之類的大物件。王力軍驕傲地說，他們家還供出了一個大學生，女兒考上了一本高校，每年花費高達兩三萬元，“學校里有很多外教”。
然而，如今他似乎又被時代拋下了。一場官司讓他又變回了最純粹的農民，“罪犯”的身份讓他感到“抬不起頭”，話比從前更少了。每月他要寫報告，談談對自己犯罪的認識。
他并未選擇上訴。吃了官司后，他的家里已經被掏空，除了上交非法經營收入6000元，還有罰金和各種活動經費，“總共花了好幾萬元，要種10年玉米才能收回”。更重要的是，當時他對翻案不抱希望。
在收到有罪的判決書之前，走村串戶的小販王力軍曾經頗受農民歡迎。
田地的產量越來越高，一畝苞谷地的收成，從最初的500斤蹭蹭躥到了近2000斤。村里的老漢告訴記者，“原先一個隊打30萬斤糧就不錯了，現在一家就能打三五萬斤，產量最少翻了10倍!”
隨著產量的攀升，賣糧成了一個新難題。“農民自己賣糧時，幾十個騾車排在鄉里糧庫前，有時候等上一天也賣不掉。”
“有了二道販子之后，農民不受苦了，跟老板一樣，不用再去低三下四地排隊。”韓大祥一邊搖晃身子，一邊翹著二郎腿，在晃眼的陽光下笑著說。
“市場放開了，才能一家有女百家求吶!”他甚至希望販子能更多一些。要是只有一家收糧，價格可能就低，而且質量要求高，要是雜質和青稞稍多，糧食可能就沒人要。瓜果之類的農副產品，外地來的販子越多，農民越是樂得合不攏嘴。
腳踩著最熟悉的泥土，王力軍認為自己捕捉到了新的需求：農民往往沒有大型脫玉米機，也沒有高效的運輸工具，而糧庫也更歡迎容量大的農用車，而非一般農戶的小四輪車。
每天凌晨5點，他和妻子出門，開著二手農用車，后面拖著橙黃色的脫粒機，穿梭在村子間收購玉米。有時晚上一兩點才回家。夜里最低氣溫零下20多攝氏度，汽車常常打不著火。他倆就去田里撿點柴火，點燃后放在油箱下烤。
有一回，他們“差點凍死在外面”，只能懇求前面的車拖著他們的農用車，凌晨四五點才回家。那一次，張美麗冷得舌頭打顫，感冒了整整一個月。而王力軍也因為常年挨凍落下了腿疾，雙腿常常抽筋。
今年冬天，他們不用再體會這種刺骨的嚴寒，但一家人的心情似乎更加復雜。王力軍還是期待著，能盡快聽到脫玉米機轟鳴作響，重新踏上那條走了千百回的道路。
被判有罪后，王力軍不能離開巴彥淖爾市臨河區，每周要向司法所匯報行蹤。女兒去年結婚了，王力軍在家給她辦了一場熱熱鬧鬧的婚禮，院里搭起了帳篷，擺了十幾桌流水席，還請來了樂隊，演唱草原歌曲和喜慶的《好日子》。
但他還是難掩自己的悲傷，女兒跨出家門的那一刻，他感到“揪心的內疚”，不能按照習俗把女兒送到西安的新家。甚至，他沒敢跟親家提自己被判刑的事兒，怕影響到女兒。
“如果再審宣判無罪，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兒，就是去西安看看女兒的新房。”王力軍脫口而出。他還要重新開始做小買賣。家中擱著一份農資產品電商公司的宣傳單，雖然他不懂“互聯網+”是啥意思，但他想做村里的代理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