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章指出黨執政后的最大風險、黨章總綱指出,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什么
以小為大 以下為上：化解執政風險的必由之路
——關于“群眾路線”的當代理論與實踐
潘 維
摘要：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本文認為,黨脫離群眾傾向的主要動因在于:集中精力和聚攏資源“辦大事”,容易催生和增加黨的行政化、官僚化傾向,即脫離群眾的“非政治化”;國家治理分化成科層體系與扁平基層組織兩大類別,科層對基層的“命令關系”也容易導致黨脫離群眾的傾向。貫徹群眾路線,必須以小為大、以下為上,“以小為大”,方能真正落實“以人民為中心”;“以下為上”,方能真正落實“人民至上”。這是化解風險危機、確保長期執政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新時代長治久安之道。
《中國章程》的“總綱”里有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判斷：“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6月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體學習時講：“對我們這樣一個長期執政的黨而言，沒有比忘記初心使命、脫離群眾更大的危險。”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再次重申：“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黨團結帶領全中國人民取得了震驚世界的奇跡，但依然存在執政安全的風險。圍繞貫徹“群眾路線”，化解長期執政風險，探討長治久安之道，本文著重討論三個問題。
一、從脫離群眾傾向的動因看執政風險化解之道
歷史上，人們把百姓與朝廷比作“水與舟”的關系。過去我們說黨與群眾“水乳相融”，還說是“血肉關系”。這些比喻都有深意，但似乎都不夠恰當，因為水不需要舟，也不需要乳。黨和群眾的關系，準確說應該是“骨肉”關系。黨是群眾的“主心骨”，群眾是黨的血肉。黨要走群眾路線，把人民組織起來、凝聚起來，做到骨肉相連，黨的事業才能成功。一旦骨肉分離，無肉或無骨，黨的事業就會遭受重大損失。
毛澤東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黨執政七十多年來，為什么總要呼吁相信群眾、相信黨這兩條“根本的原理”？因為黨與群眾關系的現實不斷發生變化，脫離群眾成為長期執政中極難克服的傾向。正因此，黨作出判斷：執政的最大風險是脫離群眾。黨為什么堅持群眾路線很難？為什么容易出現脫離群眾的傾向？主要動因來自兩個方面。
第一，集中精力和聚攏資源“辦大事”，容易催生和不斷增加行政化、官僚化傾向，即脫離群眾的“非政治化”。
黨自執政以來，由于強敵環伺，由于緊迫的“現代化”任務，我們集中精力聚攏資源“辦大事”。七十余年來“大事”辦得非常成功。到本世紀中葉完成民族復興大業的任務取決于黨能不能繼續辦好“大事”。然而，“辦大事”也很容易導致行政化和官僚化。不少干部認為：黨是辦“大事”的機構，群眾的“小事”應主要由市場機制和司法部門解決，或者“外包”給獨立社會組織。也有不少干部認為：日新月異的數據獲取和計算技術能讓政權空前高效地控制社會。還有干部認為：“為人民服務”主要是給群眾利益，增加福利方面的財政支出。上述理解不僅片面，而且會強化黨的“非政治化”，即執政集體脫離群眾的趨勢。把自己當成“上帝”，架空“人民當家作主”，在政治上極其危險。黨只管“大事”，黨與群眾的關系就逐漸蛻化成“控制”群眾和給群眾發“慈善”的關系。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比起“大事”，群眾的“小事”即每戶群眾的“身邊事、煩心事、急難愁盼的事”，事關“民心向背”，是更大的政治，是根本的政治。集中精力聚攏資源“辦大事”，忽略群眾身邊的小事，就會使黨面臨日漸增加的執政風險。“大事”辦得越成功，脫離人民日常“小事”的風險就越高，執政的風險也越高。中國短命朝代的教訓、蘇聯的教訓、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教訓，早已證明了這個邏輯。由此，黨不能是一臺官僚機器，如果“官府”越建越宏偉、臺階越壘越高、意識形態與生活現實脫節，群眾就會畏而遠之。有西方學者認為，是不可持續的“成就黨”；一旦耀眼奇跡不再，經濟社會進入“常態”，黨的領導就瀕于崩潰。這種說法雖不正確，但值得我們警惕。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確是我國“同心圓”體制的優勢。但“同心圓”體制并不是為“辦大事”而生，而是一種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獨特政治文明，其正當性和生命力來自黨與人民同心同德，來自群眾路線。“以人民為中心”的嶄新執政綱領是中國理論創新的里程碑，是黨長期執政的永久綱領。只要黨以人民美好生活為中心，人民就會以黨為同心圓的圓心。落實“以人民為中心”，關鍵在強化黨與群眾的“骨肉”關系，組織動員人民當家作主，辦好群眾自己的“小事”。
第二，執政黨演化成科層體系與扁平基層組織兩大類別，科層對基層的“命令關系”也會導致黨脫離群眾的傾向。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黨員僅占總人口的1%，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必須承認推翻舊政權的時代，不是黨執政的時代。入黨要被“砍頭”與入黨才能“當官”，更是不同的現實。而今，中國不僅是800萬干部組成的科層執政體系，更是扁平的社會組織、群眾性的先鋒隊；而且擁有近500萬基層黨組織和占成年人口1/10的9500多萬黨員。顯然，黨員分為科層體系里的黨員和非科層體系里的黨員兩大類別。那么，黨的科層體系與科層體系之外的扁平基層組織及其普通黨員應當是什么關系？倘若上級用“命令主義”對待非科層體系里的基層黨支部，不看重甚至不尊重非科層系統里的黨員，就會產生兩種負面效果。
一是由于“辦大事”的輝煌成就，科層執政體系不復謙虛謹慎，甚至熱衷自吹自擂，成為黨脫離群眾的危險信號。在科層體系之外的很多黨員，在日常“小事”的重重矛盾中生活，不愿公開顯示自己的黨員身份。
二是科層體系內部是命令體系。若科層體系外的黨支部和普通黨員僅是科層體系“落實”大政方針的“抓手”，是辦大事的“工具”，就會使科層體系以外的黨員感到，自己僅有繳納黨費和服從上級命令的責任，卻并未獲得“為人民服務”的光榮。如今每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千萬。不少大學生積極要求入黨，畢業后大多進入非公企業。一些黨員不繳納黨費，更不參加黨組織活動。在非公企業收入較高的中、高管理層，這種現象較為常見。
在黨的七大上，“群眾路線”在政治理論上的地位極高，被稱為“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而今，卻被不少人只理解和定義成官員們的“工作作風”。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核心要義是處理好“大事”與“小事”的關系，處理好“科層”與“基層”的關系，處理好800萬干部組成的科層體系與近500萬基層黨組織及數千萬普通黨員的關系。
黨不僅是“辦大事”的科層體系，更是“辦小事”的扁平組織。這就是我們黨有近億黨員的原因。“小事”辦不好，群眾離心，“大事”就逐漸辦不成了。中國的生命力和偉力來自“人民至上”的信仰，來自黨的初心使命，來自黨與14億多群眾同呼吸、共患難，來自黨植根基層、組織群眾辦“小事”、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
各級官員眼睛朝上，對上諂媚奉承、對下傲慢無禮，是我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傳統。在現代社會，這個傳統有兩大弊端。一是造成執政“正當性”問題，即公眾信任問題，西學稱為“合法性”問題。二是系統性地壓抑創新，壓抑技術和思想創新。在創造財富的時代，創新就是一切。全面的創新型社會來自“遍地英雄下夕煙”，不是官員“管理”或“治理”出來的。“辦大事”與“辦小事”都是為人民服務；黨的科層體系與黨的基層組織都是黨組織。我們承認“大事”與“小事”不同，承認“科層”體系與“扁平”組織的差異，但如果用固化的空洞說辭替代不斷演化的現實，那就非常危險。
找到問題的根源，解決問題的思路也就有了，這就是真正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其精髓就是：以小為大、以下為上。“以小為大”落實“以人民為中心”；“以下為上”落實“人民至上”。從兩者關系來看，“以下為上”是“以小為大”的前提條件。
科層體系自古就有，因其專業化機構，組織成本極高，不擅長辦“小事”，專為辦國之“大事”而生。基層自治政權貼近百姓生活，擅長辦居民區五花八門和層出不窮的“小事”，而且組織成本極低。如果依靠科層體系“包辦小事”，不依靠組織群眾，不依靠組織起來的群眾，不依靠人民當家作主，科層體系非但辦不好小事，體量還會不斷自我膨脹，使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加速彌漫，而且使財政狀況不斷惡化。因此，需要作為扁平組織的“政黨”，在基層組織動員群眾，讓群眾“作主”、參與執政。中國要長期執政，必須有堅強的科層體系。其堅強，來自群眾路線，來自黨的扁平性質。
然而，抽象地講相信群眾、相信黨組織，毫無問題。大家都認同：沒有中國、沒有信任黨的群眾，中國什么事都辦不成。但具體地講，落到每個人和辦每件棘手的事上，事情就復雜得多。微觀的人和事與宏觀信念之間有個很深的斷層，需要一個“機制”聯結。這個機制就是：遵奉“以小為大，以下為上”為治國原則，主動把“群眾”組織成“人民”，并切實做到“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以此機制落實群眾路線，才能防范風險，化解危機，確保黨長期執政，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二、從群眾路線的理論地位與演化看化解執政風險的邏輯
近代以來，由于制造業替代種植和養殖業主導財富生產，民智大開、民權入法，就有了“現代政黨”。所有現代政黨共同的本質和基本功能，都是組織動員群眾參與執政，即組織“民主”。從現代政黨類別來看，分西式政黨和中式政黨兩大類。西式政黨經由競爭型選舉輪流執政；而中國因與人民的“骨肉”關系，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實行“全過程民主”，促成長期執政。由此，群眾路線代表“民主”政治，即當代“中式民主”。下面比較四種理論史，以闡述群眾路線在我國政治理論中的地位。
第一，關于不同政治文明演化的社會結構理論。
不同社會結構是不同政治類型的直接原因。西式和中式政黨的社會淵源迥異。前者因“雅利安征服”導致種姓制，種姓制導致奴隸制，其后經農奴制演化出清晰、穩定的階級分際。后者未經“雅利安征服”，演化出“富不過三代”和“編戶齊民”的小農社會。
基于三千年封建歐洲社會的歷史，階級斗爭史觀貫穿西方知識體系：歷史的主動力來自先進社會階級集團競爭淘汰落后社會階級集團。由于這種史觀，西式政黨執政，依靠天然甚至人造的社會分裂，依靠社會集團代表參加定期的政權競爭選舉，即“選舉民主”。一切弊端皆歸咎于“本屆人民不行”。其最大的政治風險不是來自脫離群眾，而是來自脫離一部分群眾，來自社會分裂，來自政黨候選人因煽動政治共同體內部的群眾對立而當選。
基于大一統政治共同體的歷史，“同心圓”史觀貫穿中國知識體系：一切弊端皆歸咎于“圓心”質量，即“謀私”或“奉公”，不會歸咎于“本屆人民不行”。我國當代政治不是西式“政黨政治”，而是執政集體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的“同心圓政治”。黨長期執政，靠的是與群眾的“骨肉”聯系，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組織“人民當家作主”，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其最大政治風險來自執政集體脫離群眾，致使民眾離心，成為無基礎的空中樓閣。
第二，關于共產主義理想的普世理論。
為盡快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早期歐洲人闡發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階級間的階級斗爭理論，即剝削與反剝削、壓迫與反壓迫理論。在理論上，兩個階級和兩種主義的斗爭是“最后的斗爭”，驅動著人類歷史向共產主義邁進。為此，各國人長困于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既要堅持理想，又要尊重現實，尊重自古以來不同政治共同體之間競爭生存和發展的現實。
世界上所有的天敵都是“兩個脫離”，即理論脫離本土實際和脫離本土文化根系。政治共同體之間的競爭，勝負主要取決于三要素：政治共同體的（國土與國民的）規模、（精英與平民間的）內聚力、（人均的）生產力。蘇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僵化的教條，以理想代替現實。晚期的蘇共，明知蘇聯人民在背離自己而去，卻困在原教旨的教條籠子里，無力顧及民心向背，甚至依賴特務組織“克格勃”在廠礦機關監視群眾，直至陷入自我毀滅。
中華民族的內聚力來自精英與平民的大團結，來自中華同心圓體制。中國由于奉行“群眾路線”接地氣，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初心使命，乃至率先實行改革開放，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中國黨的思想理論的生命力來自強調“實事求是”和“獨立自主”，來自“理論創新”。
第三，關于“群眾路線”理論的演化。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根本的政治、組織、工作路線，系著黨的生命，系著政權體制的安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自黨的七大以來，黨對“群眾路線”的標準定義沿用至今。主要內涵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其中的核心是“一切依靠群眾”。只有一切依靠群眾，才可能一切為了群眾，也才可能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信奉“一切依靠群眾”，集中精力去組織群眾，把“群眾”組織起來成為“人民”，讓人民“當家作主”，才是落實“群眾路線”。
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做關于修改黨章的長篇報告，精彩闡述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群眾路線”規定為黨“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還詳細說明群眾路線也是黨的根本的工作路線。
黨的百年歷史證明：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黨的政治路線指的是黨在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目標。黨的根本政治路線指的是黨貫穿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目標。群眾路線凝聚黨心民心于一體，為政權穩固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所以，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目標，是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是黨的生命線。
黨的百年歷史證明：群眾路線也是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黨的組織優勢來自兩方面：一是組織黨，二是組織群眾。依靠組織起來的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中國的特殊優勢。黨經由組織群眾，把基層黨組織嵌入群眾自治組織，黨就能站在每家每戶的身旁感知群眾的訴求，為人民的美好生活服務。因為黨組織本身的人民性，黨就能保持住了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性，就能抵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消極腐敗，就能持久擁有強大的政治力量。
黨的百年歷史證明：群眾路線還是黨的“根本的工作路線”。黨“以小為大”，通過群眾路線把“辦小事”與“辦大事”貫通起來，就能保持群眾對黨的深切信任。黨“以下為上”，通過群眾路線把“科層”執政體系與基層“扁平”組織有機結合起來，就能抵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以至“一切為了人民”。
群眾路線是黨以血的教訓凝結出的真知灼見。用群眾路線檢驗黨的百年歷史，無論革命史還是建設史，都是對勝利和挫折的有效解釋。因此，我們黨要站在群眾的前面，依靠科層體系辦“大事”，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未來；要站在群眾的身邊，依靠基層組織辦“小事”，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弘揚社會公德，壓制損公肥私的歪風邪氣；同時還要站在群眾的后面，經常評估“大事”與“小事”、“上層”與“下層”的平衡，時刻警惕群眾離自己而去。
綜上所述，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組織、工作路線，不能被矮化為官員的“作風”之事。
第四，關于“群眾路線”的中華古典理論根系。
群眾路線既有近代引進階級分析、依靠廣大下層平民的新因，更有中華三千年“民本”史觀的活水源頭。中華民族基于悠久的村莊自治的歷史實踐，早就有治國理政重在基層的古典理論。其中有四大支柱。
支柱之一，國之公德來自家庭，家先國后、家國同構。傳統中國的政治邏輯舉世無雙，不始于天上，而始于地上的人倫：家庭“孝悌”衍生出社會“忠信”；社會再衍生出政治“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自漢到清，各朝代政權皆稱“本朝以孝治天下”。這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亦是“內圣外王”之道。于是有“在家盡孝，為國盡忠”的中華優秀傳統。
支柱之二，扁平的基層政權重于科層體系。無論古今中外，無論國之大小貧富，基層自治都是科層體系的基礎。孟子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若基層自治領袖與科層體系官員皆信奉“民本”，上下同心同德，政權就穩固。若科層與基層的信仰及訴求脫節，基層自治就陷于劣質化。當民眾的“不服從”成為常態，政權越“維穩”就越不穩。若科層信奉“以小為大，以下為上”，百姓就會“以小為小，以上為上”，國家長治久安。在這里，我們還可以從三千年前的《易經》領悟到這樣的道理。陽氣天然上升，官員為升遷而專注大事；陰氣天然下降，百姓為育小養老而專注小事。置陽爻于陰爻之上，陽氣與陰氣背道而馳，即為“否”卦，釋為“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政權）也。”置陰爻于陽爻之上，下沉的陰氣與上升的陽氣交匯，下沉之陰氣有底線，上升之陽氣接地氣，就是“泰”卦，釋為“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依循同樣邏輯，道家有“上善若水”論，儒家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論。政權以民為本，以小為大，以下為上，就能國泰民安，這是世上最早的民主理論，是群眾路線之源。而今的區別是：從“以民為本”進化到“一切依靠群眾”，依靠把“群眾”組織起來，組織成有力量的、當家作主的“人民”。
支柱之三，基層秩序的公正是政權“得民心”的晴雨表。“民心”指的是群眾對政權“公正”性的普遍信任，而就事論事的“民調”僅能知“民意”。“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民心”的中華道理已被反復咀嚼了兩千多年。政權是否“公正”，是否“從民應天”，主要來自百姓對基層政權的感受。所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盡管“縣官不如現管”“好見小鬼難纏”，但百姓必定把身邊小鬼與聯系在一起。拿小鬼沒辦法，乃因小鬼隸屬。現代政黨制度提供了連接“下層”與“上層”的紐帶，但前提是黨的科層體系與500萬基層組織和近億普通黨員的關系要“正”。所謂“正”，就是“以下為上”、糾正“命令主義”，切實把群眾路線貫徹到底，而不是一句空話。
支柱之四，基層自治須有經濟基礎。有集體經濟才有可持續的集體，有集體才有互助的集體主義。宋朝商業發達，耕地快速集中，一度流民遍地、烽火連天。千年前的張載（1020—1077）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繼承的“絕學”是他自己理解的西周“井田制”。他呼吁建宗族祠堂為村民提供議事場所，在祠堂供奉本宗賢祖牌位彰顯榜樣，在牌位前立村規民約以弘揚互助公德。更重要的是，他弘揚的宗法社會基于“祠堂田”，失地村民因耕作此“井田”而得食并供養本宗族的“祠堂”。張載的基層宗法社會主義有效恢復了社會穩定，使得宋朝之壽數僅次于漢朝。這也使我們認識到鄉村自治須有集體經濟基礎。那么城市居民自治怎樣獲得經濟基礎？現實中，就是要立法，建設城市社區經濟，支持居民小區擁有議事和活動場所，并讓城市居民小區停車場和廣告空間成為小區的公共財產，據此持久維護小區硬件的運行，支持居民中的公德正氣。
三、化解脫離群眾風險危機的主戰場與實踐路徑
在考古學里，“人類文明”由金屬（實用技術）、文字（抽象知識）、城池（社會組織）構成三大門檻。城池包含廟宇（統一的精神生活）、宮殿（統一的政治權威）、廣場（統一的歷法及刑事/民事規則）、城墻（區分內外、守望相助的“國”防）。“政治共同體”的初級形態是“城邦”。自春秋到戰國，“各國”爭奪的主要是“城”。這就表明，即使在古代，政權的基礎也在城市。近代中國，特別是中國成立后，無論“在中心城市發動起義”還是“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城市是奪取政權的標志。新中國建立時，毛澤東把進京城比擬為“趕考”。黨大力貫徹群眾路線，把城里人組織動員起來，依靠群眾解決群眾最迫切想解決的問題，迅速贏得了城市居民的“民心”，完成了一張亮麗的答卷。
當今世界，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和主旋律。國家越發達，城市人口占比越高。我國用了30多年就把農村居民比例從80%降到了34%。十幾年后，我國城鎮人口可能提升到80%以上。如同所有發達國家一樣，我國政權的穩定性也系于城市。“民心”的主要載體是城市居民對政權的信任。
城市比鄉村復雜得多。鄉村土地遼闊，居民聚集點小而分散，無力支撐密集和先進的基礎設施，沒多少“公共”財產可供侵犯。不僅如此，鄉村的每個居民點都是熟人社會，每個村民的行為都受道德的明顯牽制。且村莊經濟與社會組織合一，落實群眾路線比較容易。而城市情況更為復雜，落實群眾路線難度更大。城市是“辦大事”、決定國家物質文明水平的地方。城市有密集、昂貴、先進的基礎設施，有巨大的公有和共有財產，即“公共”財產。所謂“共有”財產，主要指居民樓房。居民大樓十分昂貴，卻因一損俱損屬于“共有”財產，既非私有財產，亦非集體財產。城市又是“辦小事”，決定國家精神文明水平的地方。城市人口密集，生活高度相互依存，紀律秩序是城市的生命。但城市又是陌生人社會，和各種職業的陌生人聚集在城市，道德約束遠不如鄉村。在城市，損公肥私、占一點點公共“小便宜”，便可能催生“城市破窗效應”，極大擾亂城市秩序。因此，所有城市都需要分門別類的強力執法機構，所有城市治理體系里都強調依法治國的“法治”。
與鄉村不同，城市幾乎沒有內部再細分行政區劃的固定根據。城市由四大部類的區域組成：一是政務區，二是商業區，三是公共服務區（學校、醫院、文體設施），四是居民區。政務、商務、公共服務區的社會秩序很容易維護，因為工作單位本身就意味著嚴密的組織。而居民區的組織則復雜的多，并且工作是為了生活，為養小育老，為平安退養。所以，決定“民心”的是居民區，居民區的秩序和公德決定居民的“民心”。《道德經》里講：“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以居民的“民心”為中心，以聚集居民區里的“正氣”為中心，就是“以人民為中心”。
在城市，群眾路線分成“宏觀”和“微觀”兩類領域。“宏觀”領域的群眾路線，指的是關于居民育小、養老的政策。城市公共設施越來越昂貴，居民育小、養老就越來越艱難。“美好生活”意味著居民育小、養老的困難不斷緩解、而非不斷加劇。讓居民社區塑造醫院學校，還是讓學校醫院塑造居民區？這是對我們黨能否堅持群眾路線的嚴峻考驗。我們應當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社區醫院去，穩步推進分級診療，大力建設社區醫院，按社區人口去分配公共醫療資源。我們還應當推進城市義務教育的均等化，按照每校學生數量配備高級教師的職稱比例，吸引高質量師資向一般學校流動，阻止城市階級的固化，不允許我們的大批孩子在義務教育階段就落伍。
“微觀”領域，指的是把群眾組織起來，在每棟居民樓里解決每天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的“小事”和矛盾。當下城市居民區早已不復由“單位”組織，居民對自己新家園的認同不易，養成遵守規則的習慣不易。一些地方由于對如何組織城市居民自治未得要領，居民區內矛盾重重，都市圈里的怨氣和戾氣不斷積累，經常出現“小事拖成大事，大事拖到爆炸”的現象。還有一些城市居民自治的主要思路和法規是靠西式“多數決”程序讓群眾自發組織起來，依賴“多數決”程序組織我國城鄉社會，幾乎等于讓叢林法則主導。怎樣在城市貫徹好群眾路線，“一切依靠群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我認為必須把居民區作為最重要場所，按照“以小為大、以下為上”的原則，把城市居民組織起來當家作主，辦好處理好自己的事情。一個關鍵的可持續的對策思路，就是加強城市居民區的“黨建”，提高基層黨組織領導群眾工作的能力，引領市民自治，科學解決城市基層發展和治理中的問題。
圍繞城市居民區“黨建引領”問題，本文特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議。
其一，大力加強居民“小區”內黨組織建設。“黨建引領”的核心是在基層建立黨組織。當前多數地方“街道”下轄的“社區”都建有社區黨組織，落實上級各路的指令，開展服務居民的活動，而居民“小區”里卻很少有支部、黨小組等黨的組織，因此，黨的領導缺乏根基。建議每300戶上下的居民“小區”，可以參照“支部建在連上”的做法，建立居民黨支部，在大樓的每個單元建立居民黨小組，并根據黨的中心工作和居民區的需要及黨員具體情況開展工作。
其二，以“小區”支部為后盾，廣建“辦小事”的居民自治組織。基層黨組織一方面要堅持“以小為大”，發現和依靠“積極分子”去建設現代“祠堂”，如業主會、房客會、集體收支管委會、小區內部和周邊治安會、兒童家長互助會、養老互助會、糾紛調解會、家具交換會、修理互助會、貓狗協會、鄰里餐敘會、鄰里體育會等等，去處理“小事”。另一方面要堅持“以下為上”，應由“小區”黨支部決定“社區”黨組織干部組成，黨支部的意見應在街道干部和派出所警員的政績評估中占有顯著比例。若堅持“以下為上”，一切依靠群眾、依靠組織居民自治，讓人民監督和督促政府、人人負責，方能真正落實“全過程”的人民當家作主。
其三，把“在職黨員出錢，退休黨員出力”作為基本操作規則。黨的活動要有經費保障，組織部門應規定黨費按一定比例劃撥給社區黨組織支配。鑒于我國基層居民區自古以來就有“耆老”領導的傳統，所以要區分居民區里在職和退休的黨員，確立“在職黨員出錢，退休黨員出力”的原則。要在“繳納黨費的責任”與“為人民服務的光榮”之間建立明顯的、每個黨員都能清晰感受到的關聯。建議將黨員黨費的一半劃撥給該黨員的居住社區，由社區黨支部支配，從而落實“在職黨員出錢，退休黨員出力”的原則。這將使全體黨員感到為人民服務被鄰里尊重的光榮，更讓所有居民感到與黨員為鄰的幸運，感受到“黨就在每戶居民的身邊”。還應對在居民區發揮先鋒模范作用、表現杰出的“活雷鋒”大力表彰。同時，富裕小區的黨支部有責任以黨費支持較為貧窮小區的黨支部，因為中國是統一的政治組織。
其四，讓黨員擁有居民組織和單位/地域組織的雙重屬性。工作是為了生活。在政治上，居民區遠重于工作場域。鑒于我國已有超半數的居民不生活在戶籍所在地，相關部門應與時俱進，出臺可操作的措施：無論居住在哪里，黨員永遠有組織、在組織，終身為人民服務。近億黨員的黨組織，若非官僚化、行政化，我國怎么會缺義務社工，還需要財政花錢“外包”給“獨立社會組織”？身為黨員，為人民服務是政治信仰，走到哪里都要融入黨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明確自己的身份屬性，永遠和人民結合在一起，在人民中間起到凝聚作用。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長期執政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新時代長治久安之道。近年來，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在消滅絕對貧困、戰勝瘟疫等戰役中居功至偉。在中美長期和激烈戰略博弈之中，實現黨的全面、集中、統一領導，特別需要加強黨與群眾的骨肉聯系，凝聚黨心民心，凝聚磅礴的偉力，應對世界變局。踐行群眾路線，必須堅持一切依靠組織起來的群眾，以小為大、以下為上，如此，方能保持黨與群眾的“骨肉”聯系，贏得民心，保障“全過程”的人民當家作主，消除執政隱患，化解執政風險，維護長期執政的安全和正當性。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本文原載《中國領導科學》2022年第1期，授權紅色文化網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