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平等-民主與平等對共同富裕的認識

作者：譚彥德

托克維爾如何理解民主與平等？

托克維爾曾指出，在民主時代作家往往增加詞匯的意義，使得一個詞沒有明確的詞義，并認為這是“民主的一個令人遺憾的結果”（中譯本：589）。然而托克維爾自己用詞也很不嚴謹，在其筆下，民主、自由等關鍵詞都有多重含義，因此廓清這些關鍵詞的意思就成為探討托克維爾主要思想的一個前提工作 。

（一）、“兩種民主概念”：社會民主與政治民主

托克維爾往往把民主等同于平等來使用 。民主在托克維爾那里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即社會情況層面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層面的民主，簡言之即社會民主與政治民主。在第四章第三小節筆者將論證，政治民主（民主的政治制度）恰恰可以對治社會民主（民主的社會狀態）帶來的許多弊病，也正是因為此，托克維爾才告誡人們“可以不喜歡民主的政府，但是可以把它作為醫治社會目前的弊病的最適合和最良好的藥劑而加以使用”（ 中譯本：366；英譯本：329，譯文有改動）。

政治民主也就是今天人們所理解的民主，其核心含義在于人民對政治的參與和對統治的分享。在一八三五年一封致友人書信中，托克維爾提到：“所謂民主政治，我并不指涉共和國，而是指一種社會狀態，其中人人或多或少皆參與公共事務（a state of society in which everyone more or less would take part in public affairs）。”（SL：93）在《歐洲的革命》中，他如此界定民主政治：“民主，就其真正的意義而言，只能意味一件事，就是人民或多或少參與其政府管理之政府型式（a government where the people more or less participate in their government）”。 托克維爾意識到了當時的人們對民主、民主制度、民主政府等詞的混亂使用，他在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筆記中寫到，“最能將混亂投入精神的，是人們對這幾個詞語的使用：民主、民主制度、民主政府”，“可是，民主、君主制、民主政府這些詞按它們真正的含義不可能指的都是一個東西：一個人民多多少少可以廣泛參與治國的政府” ，并認為民主政府的含義與（政治）自由觀念緊密相連。可以說，托克維爾理解的政治民主與民主政府的核心含義是人民廣泛的政治參與和對統治的分享。

托克維爾經常使用民主的社會情況和制度這樣的用語，因為托克維爾把社會情況（state of society） 和政治制度作為兩個對應的詞來使用（中譯本：535、670、804）。社會情況層面的民主是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更常用也更看重的一個意思。如，他說“美國人是一個民主的民族，一直由自己來管理公共事務；而我們法國人，雖然也是一個民主的民族，但長期以來，只限于在口頭上議論如何更好地管理公共事務。”（中譯本：35；英譯本：18）。這里的民主只能是指社會情況層面的民主而非政治制度層面的民主。

正因為托克維爾往往從社會狀況去理解民主，他才會使用“民主的專制”這樣看似自相矛盾的詞，才會同時提到“被一個專制君主統治的民主國家”和“共和制的民主國家”（中譯本：544），因為民主的社會狀況可以與不同的政治制度相結合，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不同的民族可能從同一社會情況得出兩種完全不同，但又出于同源的政治后果”（中譯本：60）。

托克維爾用一個詞匯涵蓋了社會情況層面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層面的民主的意思即身分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 。托克維爾曾說，“權利、教育和財產相等的人，簡而言之，就是身分（social condition）相等的人，必然有相差無幾的需要、習慣和愛好”（中譯本：589；英譯本：258）。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的緒論中聲稱身分平等的發展是天意之前，追述了法國七百年來的歷史以論證平等在各個領域中都日益壯大，從這里可以看出，身分平包含了社會民主與政治民主兩層意思。例如，就后者而言，托克維爾談到了政治權力的開放化和均等化趨勢，“通過教會的渠道，平等開始滲入政治領域”，僧侶、法學家、商人與文人都進入了權力集團。（中譯本：5）

所謂政治民主，其實就相當于權力（利）的均等化；社會民主 就相當于財產、智力、體力、教育等方面的均等化。用現代學術術語來說，所謂身分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指的就是人類社會中人們對各種資源的占有狀況的均等化以及人們占有各種資源的難度系數的趨同。韋伯所說的卡理斯瑪（charisma）的分散化趨勢也在此種身分平等的含義之內 。

除了民主與平等，托克維爾還大量使用了“共和”這個詞，他指出，“在美國，人們把共和理解為社會對自身進行的緩慢而和平的活動。它是一種真正建立在人民的明智意愿之上的合理狀態。在這種管理體制下，一項決定都要經過長期醞釀，審慎討論，待至成熟，方付諸實施”，“在美國，所謂共和，系指多數的和平統治而言”（中譯本：461）。

托克維爾還使用“共和國”、“共和政體”、“共和政府”等詞，他大體上把“共和國”和“君主國”作為一對反義詞使用，而他又把“共和國”分為“民主共和國”和“貴族共和國”（與孟德斯鳩把共和政體分為民主的和貴族的類似），比如認為當時的美國是一個“民主共和國”，而當時的英國卻是一個“貴族共和國”。不過，托克維爾在《回憶錄》中又說，“確切地說，我所理解的共和制政府，是要政府擁有經選舉產生的行政權”（回憶錄：250），在這里共和制政府似乎和民主政府沒有區別了。

（二）、“兩種民主概念”：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

Zetterbaum精辟地指出，在托克維爾那里，除了現代民主制與封建貴族制之間的明顯的對比之外，還存在另一種隱微然而同樣重要的對比，即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之間的對比 。

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的區別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

一，古代的民主是作為少數人的特權的民主，現代的民主是作為所有人或絕多數人享有的普遍權利的民主。正如施特勞斯所言，現代民主制意味著一種擴展為普遍貴族制的貴族制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托克維爾甚至把“民主”看成是一種“現代”特有的政治制度，認為古希臘城邦和羅馬都稱不上民主國家，而只是“貴族共和國”，因為即使就所謂“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權”本身就是一種特權的標志，只為少數人所擁有。他因此強調，古代所謂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貴族，其含義與現代所謂的“人民”乃截然不同（中譯本：583）。Zetterbaum指出，正是奴隸制區分了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 。托克維爾認為現代民主建立在自然權利學說的基礎上，其平等觀來源于，而“羅馬和希臘的最精明最博學的天才”卻反對人人享有天賦的平等權利的學說，反而贊同自然奴隸論（中譯本：531）。

二，古代的民主更多的是直接民主，現代的民主更多的是間接民主（代議制民主）。托克維爾認為，古代人不知道代議制民主的概念，1848年在關于謝爾比利埃《論瑞士的民主》的報告中更明確指出，“瑞士的純民主（直接民主）已是過時的東西，對現在和將來都沒有任何教益”，“純民主不知不覺地成了例外，而代議制民主則成了常規”，“瑞士的代議制民主是現代精神的產物”（中譯本：901）。

三，古代的民主依賴于公民的美德，而現代的民主依賴于公民的開明（enlightment），即對私人利益的正確理解。公共精神被描述為古代的民主制的核心特征之一，而在現代民主制下公共精神遭到了個人主義的侵蝕。

四，現代的民主制之下的人民比古代的民主制下的人民受教育程度更高，擁有更多的知識。托克維爾拿希臘和羅馬的手抄本珍貴圖書和無知群眾同美國的無數報刊和有知識人士進行比較，認為這兩種共和制度有著根本的差異，根據兩千年前的經驗來推斷我們今后的未來的努力是無效的，只能“用全新的觀點來考察如此全新的社會情況”（中譯本：351）。

五，古代的民主不理解個人自由的原則，而現代的民主則實現了與個人自由的嫁接。

六，古代的民主中公民互相熟悉，而現代的民主中公民相互成了陌生人。而民主質量和公民之間的熟悉程度成正相關關系。

七，古代人批評民主社會意見紛爭、莫衷一是而且變動不居，人民群眾總是多變而易受蠱惑。而托克維爾指出，這只是古代的情形：“我聽說，感情和思想每時每刻都在變化是民主的本性和習慣。對于古代的那些可以把全體公民集合于一個公共場所，然后由一位演說家任意鼓動的小共和國來說，情況可能如此。”（中譯本：805）美國的景象完全不同：“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很難使多數放棄它所認定的觀點和拋棄它所選定的人”，“在美國，宗教、哲學、道德、甚至政治方面的通行學說，從來沒有變化，或者至少可以說，它們只是通過隱秘的而且往往是人們發覺不了的方法改變的”（中譯本：805）。總之，人們在次要的問題上意見變化很大，但某些原則的固定性很強。和人們想象的相反，托克維爾證明了，“一旦平等在世界上全面而永久地建立起來，精神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出現就遠比人們想象的困難和稀少”（中譯本：810）。

全球｀（三）、對平等的預設與追求平等的激情

托克維爾視身分平等為民主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征，“今天在基督徒之間，身分平等已經擴大到以往任何時候和世界上任何地區都未曾有的地步”（中譯本：7、8）。托克維爾認為，身分平等是美國社會的根本大事，正在改變非它所產生的一切，因此把它視為對美國的整個考察的集中點（中譯本：4）。托克維爾總結說，“在過去的七百年里沒有一件大事不曾推動平等”（中譯本：6），戰爭、地方自治制度、槍炮、郵政、基督新教、美洲的發現從不同方面使人趨向平等，總之，無論是政治斗爭，還是技術的發展、知識的傳播，宗教的演變，還是地理的發現都促進了身分平等（中譯本：5—7）。也就是說，人們在政治地位、經濟狀況、智力等各個方面都日益走向平等。

托克維爾認為“顯示民主時代的特點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獨特事實，是身分平等”；“在民主時代鼓勵人們前進的主要激情，是對這種平等的熱愛”（中譯本：621）。 然而，筆者以為在托克維爾的揭示下，民主社會（時代）與貴族社會（時代）的根本區別不在于這種“獨特事實”即身分平等，而在于這種“主要激情” 即對身分平等的熱愛；不在于事實，而在于觀念。兩種社會（時代）的核心區別不在于社會狀態（社會情況）是否平等，而在于民主社會（時代）視平等為一項根本的假設和原則，認為平等是理所當然、毋庸置疑的、天經地義的，平等是常態，而不平等是偶然的；貴族社會（時代）視不平等為一項根本的假設和原則，認為不平等是理所當然、毋庸置疑的、天經地義的，不平等是常態，而平等是偶然的。在民主時代，“以事務的常規為基礎的輿論往往會不顧人們身分的實際不平等而在人們之間創造出一種假想的平等”（中譯本：720）；雖然人們事實上不平等，推行人民主權原則的國家還是認為“每個人的文化程度、道德修養和能力都是相等的”（中譯本：71）。而古代人，包括羅馬和希臘的天才和大作家都認為貴族制度是無可非議的，奴隸制度是合乎自然的（中譯本：531）。

筆者認為，無論從社會情況還是從政治制度上去理解平等和民主，當時的法、美兩社會恐怕都稱不上民主社會。譬如，在1830年代的美國，黑奴和婦女根本沒有選舉權。“在美國，除了奴隸、仆人和依靠公家救濟的窮人以外，任何人都有選舉權。”（中譯本：275）當時的法、美與今天的法、美相比，無疑在心態上而非各種境遇上更接近。托克維爾也指出了未來的民主社會中可能會產生實業貴族和新的不平等，但是這樣的社會顯然仍然是民主社會。

實際上，在托克維爾那里，除了社會層面和政治層面的民主（平等），還有第三個層面的民主（平等），即精神層面的民主（平等）或者說追求民主（平等）的激情。傅勒就指出，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民主與其說是一種社會狀態，不如說是一種精神狀態”，法國大革命恰恰起因于人心的民主化與制度的貴族化及貴族的種姓精神之間的矛盾，大革命從根本上而言反映的乃是“埋藏在全社會縱深處的一場價值沖突” 。換言之，對于界定民主社會（時代）而言，平等作為一種假設、原則、趨勢比平等作為一種事實更為重要；在民主社會（時代）中，欲求平等的激情比平等本身更為重要。人們認為他們應該是平等的、可以是平等的、將要變得更加平等，比人們事實上是平等的、或比較平等的更能體現民主社會（時代）和貴族社會（時代）的區別。簡言之，即想象的平等比事實的平等更重要。在貴族社會，窮人的想象力完全用于來世（中譯本：660）；而在民主社會，窮人（所有人）的想象力卻完全用于今世！這是造成貴族社會具有穩定性和強大性、人們各司其職、各安其位，而民主社會人心思動、永不安寧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托克維爾已經指出了正是這種想象的平等使得現代人永遠忙碌而心神不寧，也正是這種想象的平等掀起了革命的巨浪并使現代社會“不斷革命”，這種想象的平等試圖征服一切領域，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學術，從家庭到性別……托克維爾在分析奴隸制時指出，奴隸制被取消之后其痕跡依然會存續一個時期，“由財富或法律制造的現實的不平等之后往往是扎根于民情之中的想象的不平等”，而且在廢除奴役制及取消其影響上，“古代人的最大困難在于改革法制，現代人的最大困難在于改變民情”（中譯本：397；英譯本：357，譯文有改動）。可見，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核心區別在于對心理上與理智上對平等的肯認與否。

John C. Koritansky也指出，追求平等的激情是托克維爾著作的中心問題，盧梭使托克維爾認識到了這種激情植根于人性并已占據了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而這種激情的各種形式、政治后果、給政治家設定的行動范圍正是托克維爾所力圖闡明的 。

托克維爾把追求平等的激情細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追求平等的豪壯而合法的激情，鼓舞人們同意大家都強大和受到尊敬，這種激情希望小人物能與大人物平起平坐；第二種是對于平等的變態愛好，使弱者想辦法把強者拉下到他們的水平，使人們寧愿在束縛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中譯本：275）。簡言之，一種是提升人的追求平等的激情，一種是使人墮落的追求平等的激情。

不過，很少有人注意到民主時代的人心中還有一種同樣自然的追求不平等的激情：“無論社會怎樣竭盡全力去使公民平等和相同，個人的自傲心總要試圖阻止人們走上同一水平，希望在某一方面造成對己有利的局面”（中譯本：758）。這是一種驕傲的激情，托克維爾認為這種激情對于民主社會來說尤其必要。

民主時代的人同樣追求個性（individuality）：“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永遠相差無幾，自然感到互相接近得隨時都可能融合為一體，所以便人為地和隨意地制定出許多小圈子，而每個人則試圖依靠這種小圈子拒他人而遠之，唯恐身不由己地與眾人合流”（中譯本：758）。

托克維爾事實上揭示了民主社會最重要的精神動力機制：“民主人”（現代人）的基本“心態”即追求“各種條件（condition）的平等”的強烈欲望（激情）與民主社會的制度與承諾之間構成了持續張力。在民主社會中，出身和財產的特權取消了，各種職業對一切人平等開放，一言以蔽之，來自法律與民情方面的對人的發展的不正義的限制沒有了。在理論上，人們似乎都有光明的前程，都能上升到上流社會或者達致和別人同等的境地，然而托克維爾立刻指出“使每個公民都覺得自己前程遠大的這種平等，實際上是使全體公民各自變成了軟弱無力的個人。這種平等從各方面限制著人的力量，但同時又在擴大人的欲望”（中譯本：669）。民主社會中的人避免了來自特權的硬性壓制和來自習俗的軟性限制，但是卻陷入了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競爭）”，制度上預設人人平等，理論上人人可以也是平等的，然而事實上由于智力、家庭出身、努力程度、運氣等原因，人和人又總是不平等的。“平等使人產生了追求享樂的欲念，但它沒有向人提供滿足欲念的方法，所以這兩者之間的永遠相背，經常使人感到苦惱和受盡折”（中譯本：669）；更重要的是，由于“民主人”肯認平等，有著追求平等的強烈激情，而且所有人都處于幾乎相等的水平，因此最小一點不平等也會使人難以容忍，“人們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難以滿足”（中譯本：670）。

前面講過，民主社會的人也有追求不平等和個性的激情，事實上社會每天都在產生新的不平等，而民主社會的人卻有追求平等的無限的激情，這樣人們便永遠不會獲得使自己感到滿意的平等。于是，美國人，民主人總是處于心神不寧之中，有著奇異的憂郁感，有時甚至產生厭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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