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論文，為啥要給不認識的人掛名？”

　　2022年，在北京市讀書的碩士研究生小房在投遞一篇關于AI的論文時，被導師臨時要求加署名，“給了我幾個名字，順序都排好，讓我列上去”。對此，他的第一反應是疑惑。

　　因為，在這份署名名單里，除了負責撰寫論文的小房本人、提出論文方向的導師、兩位提供過幫助的學長外，還有一位此前從未參與研究的“不認識的人”。對此，小房懷疑“可能是其他研究生”，但他并沒有深究。他想，只要自己還是“一作”(第一作者)，加誰的名字都不影響畢業，便接受了導師安排。

　　小房的遭遇并非個例，學術界的署名亂象已不是新鮮事。

　　2019年，美國國家環境健康科學研究所的團隊對6700 名國際研究者進行在線調查，發現有 46.6% 的研究者對作者署名出現過分歧，37.9% 的研究者在署名順序上存在爭議。2022年5月，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通報了24起醫學科研誠信案件，其中11起是“不當署名/虛假署名”。

　　近期，重慶大學“本科生發 14 篇 SCI 論文” 事件也讓學術不端問題再次進入人們視野。根據校方通報，該本科生的父親是該校研究生院副院長，在校期間安排孩子參與自己主導的科研項目，并在論文中給孩子署名，即“存在論文和專利署名不當的學術不端行為”。

　　對于學術工作者來說，論文署名不是小事，不僅意味著學術的榮譽與責任，更事關評獎、評職稱等切身利益。但在現實中，時常有人辛苦寫完論文，在署名階段卻被別人“摘了桃子”。沒貢獻還“硬蹭”署名、貢獻不夠卻強行“升咖”……論文署名，為何成了“權力的游戲”？

　　論文應該如何署名？

　　誰有資格在論文中署名？這個問題學術界早已有共識，即要對論文有“實質性貢獻”。說來簡單，可在論文的撰寫中，如何界定“實質性貢獻”呢？

　　目前，國際學術界通行署名規則采用的是由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1985年以來提出并修訂的“四項貢獻標準”，我國在2022年頒行的《科研失信行為調查處理規則》(以下簡稱《規則》)中同樣參考了該標準，即：

　　一、對論文的構思或設計有實質性貢獻，或采集、分析、解釋數據；

　　二、起草或者深度修改論文重要的知識內容；

　　三、參與最終版本的確定，并知情同意論文投稿；

　　四、同意對工作內容負責，以確保能回復調查，以及解決與研究工作準確性和誠信有關的問題。

　　2020年，美國國家信息標準協會在該原則的基礎上，制定了“貢獻者角色分類(CRediT)標準”，將論文貢獻進一步詳細劃分成14類，比如：總體構思、數據管理、規范分析、資金獲取等等，國內外有部分期刊也采用該標準。

　　不過，據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喬錦忠介紹，在實際操作中，在這些基礎性的原則之外，不同的研究領域中也保留了一些約定俗成的署名習慣。比如在理論物理、數學界，由于理論的貢獻程度比較難衡量，作者署名通常按字母順序排列。

　　署名為什么容易亂？

　　盡管對于論文作者的署名，國內外學術界均有明確的指導標準，但“搶”署名、“蹭”署名現象仍不時發生。

　　首先，有受訪學者介紹，目前論文署名的原則性說明，多為寬泛表述，在具體操作層面仍有待細化。尤其在跨學科合作或大型科研項目中，面對幾十乃至上百人的科研團隊，如何評價每個人的“實質性貢獻”并對此排序，缺乏普適的量化標準。

　　“比如，在實驗室培養制度環境下，項目是導師申請過來的，儀器設備材料是導師提供的，研究方向是導師確定的，論文是導師把關的，盡管文字部分是學生完成的，也很難區分，誰的貢獻一定比另外一個人的貢獻大。理科論文署名還可以通過雙第一作者的做法而得到解決，而很多文科成果，只有第一作者才重要，矛盾也會多一些。”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洪成文舉例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趙精武副教授指出，開放協作的專業化科研是未來的發展方向，目前論文署名涉及的“作者貢獻度”標準問題值得關注，尤其是對于如何判斷作者的“實質性貢獻”在具體操作層面有必要進一步明確。

　　其次，喬錦忠表示，除了部分研究人員惡意“搶”“蹭”署名之外，更多時候，導師“掛名”“署一作”并非本意。“部分期刊有一些‘潛規則’，不愿意刊登研究生尤其是碩士研究生的文章，或者期刊明確找導師約稿，導師把機會交給了學生。這類情況下，把導師的署名提前，某種程度上是在幫助學生更順暢地發表文章。”

　　不過，喬錦忠也坦言，在部分高校、科研單位，對于惡意“摘桃”、“蹭”署名，現有的監管體制仍有待完善。

　　高校和科研機構作為第一責任人，其內部監督多依賴于自身的行政部門，對于學術不端行為往往“不告不理”。洪成文介紹，在目前的學術生態中，導師對學生擁有絕對“權力”。學生何時開題、答辯、畢業，科研補貼給不給、給多少，有沒有科研項目，完全由導師直接決定，如果想畢業、有補助，學生自然得聽導師的話。

　　因此，面對“學術剝削”“署名尋租”，大部分學生、基層研究人員不會也不敢舉報。即便有人舉報，有些高校也往往會出于對人情、利益的考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2014年，廈門某大學博士生公開指控曾經的論文導師，忽視學生貢獻且不讓其在論文中署名，但后續媒體報道顯示，涉事校方對此“冷處理”；2020年，上海某高校甚至被曝出集體造假，一篇論文署了13個名字，其中還有與論文所涉專業無關的行政人員。

　　作為發表論文的“把關人”，期刊方面對論文署名也往往只限于形式審查，如作者的工作單位、聯系方式等。某科技期刊編輯小葛(化名)指出，“編輯終究是外人，像論文貢獻度這些問題，屬于作者內部的共識”“他們商量好了，對外怎么說都行”。

　　科學要“求真”

　　正如喬錦忠所說，由于學術活動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由度，對于論文署名亂象的治理，并不容易，少不了多方共同參與。

　　首先，署名標準需要細化。北京某高校博士生導師方達(化名)，長期從事科研誠信研究，據她介紹，目前我國學術界正在細化相關規則，比如2022年發布的《負責任署名——學術期刊論文作者署名指引》，進一步明確了署名的最低要求，厘清此前模糊的“通訊作者”的定位、跨學科研究出現“共同第一作者”該怎么處理等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奇常年從事高等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他也指出，學術組織、專業團體、研究立項或科研經費分配等機構可以更積極作為，提供相應的學術規范引導，包括什么是好的學術行為和操守、如何在實踐中遵循這些行為操守、研究生或本科生應該滿足什么前置條件，才能夠獲得參與科研活動的資質等等。

　　其次，增加對論文署名的審查、監督環節。目前科技部已經嘗試通過智能檢測工具，主動監測可能存在的論文學術不端行為；部分高校、科研單位也在內部主動進行倒查，要求署名作者提供實際貢獻說明，有的機構還推出“預公示”制度，在論文發表前對內確認署名。

　　期刊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趙精武副教授建議，建立規范且標準的“貢獻說明”制度很有必要，現在部分期刊在文章正式發表前會要求署名作者提供“實質性貢獻”的說明。

　　對于已經被舉報的涉“署名不當”等行為，李奇建議，要提升學術監管的專業性和透明度，“比如按照對論文成文貢獻的百分比計算， 署名的排序就會更簡單；按照有沒有參與文章的寫作來考量，是否有權署名也會更簡單。”

　　他認為，除了研究人員的工作單位，高校、科研機構需要參與調查外，科研項目的資助方也可以獨立參與調查，互相印證結果；同時，高校、科研機構、政府機構等各層級應該建立相應的報告制度，將調查處理結果公開發布，以便于公眾監督。

　　此外，懲罰力度也需要加大。2022年，科技部等部門發文，對“無實質學術貢獻署名”等科研失信行為，列出通報、撤職等系列處置措施， 還新增“記入科研誠信嚴重失信行為數據庫”，有關部門將對進“黑名單”者進行聯合懲戒。中科院也多次發文強調對“榮譽性、饋贈性、利益交換性署名或夾帶署名”等不當行為“零容忍”，嚴重違規者將“終身追責”。

　　“要對典型案件進行嚴肅處理，在事實清楚的情況下，不僅可以動用行政管理手段，拿續聘與否與此掛鉤，進行威懾，而且還可以訴諸法律程序，還公平于學生。”洪成文說道。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重視誠信的學術風氣，讓學術界自發形成重視聲譽機制。喬錦忠指出，“學術界是一個沒有警察的社會，要靠聲譽維持”“如果一旦被證實學術不端，學術生命就終結了，這會是很嚴重的懲罰。”

　　因此，此次“本科生發表14篇sci論文”事件中，涉事研究人員被撤職、取消導師資格等，就是個很好的警示。只有當亂署名、搶榮譽遭嚴懲，規范署名、尊重他人貢獻成為學術工作者共識，署名亂象才能從根源上得到治理。

　　論文署名不是小事。知識的貢獻者應該拿到應有的認可，學術應該回歸純粹。畢竟別忘了，科學的初心是“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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