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洛夫指出，如今，政府已經開始承擔起推動保護自然這一議程的責任，“正如中國所展現的那樣，政府可以帶頭推進，與此同時，私人資本也需要加入進來，不僅是在中國，全球范圍更是如此。”他透露，一份關于“如何動員私人資本進入自然基礎設施”的報告將在會議期間發布，“這正是我們面臨的終極挑戰。”

　　“我想通過幾個項目來說明我所說的‘自然即基礎設施’是什么意思。”伯格洛夫說，“在內蒙古，我們有一個濕地項目，當地政府原本計劃通過修復部分濕地來緩解洪水壓力”。他介紹，團隊在常規的成本—收益分析基礎上，疊加了自然資本估值方法。“我們發現，這個濕地的價值遠不止防洪，它還能吸收碳、凈化空氣和水、促進土壤肥力、提供休閑空間等等。”

　　當團隊帶著這些數據回訪地方時，“他們決定要恢復整個濕地，而不僅僅是一部分，因為它的價值遠超預期。”伯格洛夫強調：“從一個針對單一功能的自然解決方案，到把整個濕地當作基礎設施來看待，這正體現了‘自然即基礎設施’的意義。”

　　“另一個例子是在湖州。這里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發源地。我們與湖州銀行和甘肅銀行合作，一同投資自然基礎設施項目。此外，它們可以從中國的國家生態補償機制中獲得收益。”

　　伯格洛夫指出，其與中國機構在“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提出后共同成立了國際合作團隊，分析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機制，“我們看到中國擁有非常強的規劃機制。我們從中國身上學到最重要的經驗是，應該充分利用國家的能力來推動議程。”

　　“并不是每個國家都具備中國的規劃能力，但各個國家都可以學習中國，利用國家能力來驅動，比如通過國有企業和國有金融機構，讓國家為能源轉型服務。”

　　其次，“中國建立碳市場的方式可以作為世界可以參考的范例。一開始，中國掌握的企業層面信息并不多，于是采取了‘邊試邊學’的模式。現在中國正在轉向總量控制與交易(cap-and-trade)模式，并擴大覆蓋范圍。這種方式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同樣適用。”

　　在金融治理方面，伯格洛夫表示，“中國人民銀行很早就采用了與歐盟一致的綠色分類標準，為金融部門建立了清晰的規范。中國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中國在金融治理方面的經驗，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樣本，”伯格洛夫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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