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關于中國經濟是否遭遇“流動性陷阱”的話題引起業界廣泛討論。一個重要依據是央行日前公布的7月份金融數據顯示，M1(狹義貨幣)和M2(廣義貨幣)增速的剪刀差不斷擴大，呈現出部分企業有流動資金而不進行投資的局面，貨幣供給難以形成有效投資，企業從而陷入了某種程度上的“流動性陷阱”。人們關注：究竟什么是“流動性陷阱”?中國真的面臨“流動性陷阱”的威脅了嗎?就此，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1.何為“流動性陷阱”

【源起】

“流動性陷阱”這一概念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是指出現了貨幣政策完全沒有辦法刺激經濟的情況，無論降低利率還是增加貨幣供應量都無濟于事。典型的“流動性陷阱”表現為當出現預期經濟不景氣，使得持有流動資產的人不愿意投資，進而喪失了通過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的空間和能力。

我國貨幣供應量分為三部分：M0，M1，M2。M0指流通中的現金。M1是M0加單位活期存款，是狹義貨幣。M2是廣義貨幣，包括M1和定期、活期的儲蓄存款等。從結構上看，M1的波動主要反映了企業活期資金持有行為的變化。

據統計，7月份我國M1同比增長25.4%，為2010年6月以來最高，M2同比增長10.2%，兩者“剪刀差”進一步擴大到15.2個百分點。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稱，我國從去年10月份至今，M1和M2的增速差距不斷擴大，這種情況是我國近20年來首次出現的。

央行相關負責人將M1增長的原因歸結為三大因素：一是中長期利率降低，企業持有活期存款的機會成本下降。二是房地產等資產市場活躍，交易性貨幣需求上升。三是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過程中會暫時沉淀一部分資金。從M2看，去年二、三季度股市波動較大，使當時的基數大幅抬高，導致近幾個月M2同比數據有些“失真”，不代表真實增速。數據顯示，隨著基數效應逐步消失，8月份M2同比增速已有所回升。

2.貨幣政策選擇還有空間嗎

【案例】

20世紀90年代，日本曾遭遇“流動性陷阱”，利率降至零，仍然無法誘使企業貸款投資，出現長達十年的經濟低迷與通縮。究其原因，主要是房地產泡沫的破滅讓企業此前的過度投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很難被消化，導致企業投資意愿及貸款需求萎縮。而企業狀況的惡化也大大限制了銀行信貸的供給能力。

事實上，業界對于中國經濟是否遭遇“流動性陷阱”存有異議。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看來，各個時期的經濟結構和金融市場存在差異，應避免對某個月的短期數據作過度解讀，因此單純從短期內的數據變化就判斷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整體影響會較為片面。

“中國當下熱議的‘流動性陷阱’與凱恩斯提出的‘流動性陷阱’的概念只是外在表現相似，內涵上仍存在差異。我國的貨幣政策始終是穩健的，相較于日本當年的經濟困境，我國有更多的政策選擇空間。”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導致當前貨幣刺激政策效率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資者對于未來的經濟形勢尤其是實體經濟的發展不夠樂觀。如何進一步增強投資者對下一個周期新投資機遇的信心，是當下中國經濟重要的命題。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落實去杠桿任務的大背景下，貨幣信貸增長的中樞水平顯示比過去有所調整，這也是正常現象。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剪刀差”主要反映貨幣在各部門分布以及活性方面的變化，這與“流動性陷阱”的理論假說之間相距甚遠，并不存在必然聯系。

3.錢為何“無處可用”

【數據】

數據顯示，在今年7月份新增貸款中，房貸在居民貸款中占了主要比例，而企業貸款減少了26億元，這是自2005年7月以來企業貸款首次出現負增長。M1的大幅增加也表明了企業對于實業投資意愿降低，最終出現了大量持幣的現象。

在盛松成看來，企業激增的貨幣，如果不能有效轉化為投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或將成為企業的“流動性陷阱”，需要引起警惕。

趙錫軍認為，當前中國企業面臨“流動性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于某類物品占據了投資者手中資金的大部分流動性，最明顯的代表是房地產。如何盤活投資者手中的資金將成為破解當下困境的重要途徑。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了4636億元，其中4575億元是新增的住戶貸款。“對于企業來講，也會主動選擇短期回報率高、資產流動性好的投資項目，即使出現風險也可以止損拋售。而實業投資一旦失敗，則是一個不斷燒錢的過程。當開發商售出過剩庫存后，因為對于未來前景的樂觀預期不足，他們不愿投資新項目，而又將現金投入儲蓄產品。”

郭田勇指出，錢“無處可用”的主要原因除了受制于當前經濟周期下滑的影響之外，主要在于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尚未完成，“政府需要給企業的投資經營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在稅收等政策上給企業留下更廣闊的空間”。

一方面，部分企業手頭資金比較寬裕，卻無投資意愿;另一方面，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現象仍然存在。面對這種結構性的不平衡，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指出，要加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要進一步提高央行貨幣政策的定向調節作用，繼續加大對三農、中小企業等薄弱領域的貸款支持力度;同時要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發展普惠金融，為中長期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提供重要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