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擴大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業務規模，助推政策性再擔保機構發揮作用，醞釀已久的國家融資擔保基金近期有望正式設立。

記者了解到，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是我國政策性金融的一部分，將通過股權投資、技術支持等方式，支持省級再擔保機構發展。業內人士表示，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省級再擔保機構、轄內融資擔保機構三層組織體系的構建，將有效分散現有融資擔保機構的風險。

據悉，作為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的支持對象，目前已經有十幾個省(區、市)組建了再擔保機構。按照此前定下來的時間表，政府主導的省級再擔保機構在2018年底之前要基本實現全覆蓋。

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淼表示，融資性擔保行業存在利潤低、風險高的特點，由國家層面成立融資擔保基金，更多引入政府的力量，對進一步完善政府、銀行和擔保機構共擔風險的模式，發揮融資擔保機制對緩解小微企業、“三農”融資難、融資貴的作用，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中國的民間擔保走了一條商業化擔保的道路，但還是存在不少問題，因為擔保機構如果僅以擔保作為其主要收入來源，那么在經濟波動周期，其擔保費收入很難覆蓋其風險損失。“在經濟上行周期，整體風險比較低，擔保機構還可以搭銀行便車，收取一些擔保費。

但是在經濟下行周期，擔保機構作為第二還款人，一旦貸款發生不良，由于其收取的擔保費很低，發生代償之后，其損失比銀行還要慘重。但若擔保機構收取高額的擔保費，又背離了用擔保企業來促進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下降的初衷。”他說。

“很多商業性的擔保機構目前并不實質從事擔保業務，而是偏離了初心，轉而放高利貸。”董希淼告訴記者。

為解決這些問題，發揮政府支持和主導作用是監管層構建我國融資擔保體制重要著力點。業內人士也表示，政策性金融機構符合擔保的本質屬性。曾剛就認為，擔保的主要作用是承擔剩余風險，并且通過這種剩余風險的承擔、以比較低的商業成本來完成風險分擔，撬動商業性金融進入到政策引導的領域，比如小微企業或政策性新興行業。從國際上的實踐來看，擔保也是政策性業務而非商業性業務，比如，德國設有擔保銀行，其本身就是一個政策性的金融機構。“不可否認商業性的擔保機構未來仍有發展空間，但是在成熟的模式下，政策性機構還是應該占主體地位。”曾剛說。

國務院去年8月印發了《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該文件在基本原則方面明確提出，對于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等普惠領域、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融資擔保業務，尊重其準公共產品屬性，政府給予大力扶持，并提出了發展目標：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業務較快增長、融資擔保費率保持較低水平，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在保戶數占比五年內達到不低于60%。

實際上，除了即將正式成立的國家融資擔保基金，不少地方政府已經在探索一套政府、銀行和擔保機構共同承擔風險的機制。安徽省探索出了“4321”政銀擔合作模式，“4321”具體是指對單戶2000萬元以下的貸款擔保業務，由融資擔保公司、安徽省信用擔保集團、銀行、當地政府，按照4∶3∶2∶1的比例承擔風險責任。國務院融資擔保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印發的《關于學習借鑒安徽擔保經驗推進政銀擔風險分擔機制建設的通知》顯示，經測算，新模式下政府投入1億元財政資金可撬動100億元貸款注入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銀行信貸風險敞口較自主發放貸款下降80%，融資擔保公司承受能力提升2.5倍。

“政府應該更好發揮風險承擔和引導的作用，在一定的基礎、范圍和準則之下，帶動更多的商業金融機構介入融資鏈條，形成多層次的融資體系，真正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曾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