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則《江蘇女教師監考中去世》的網文在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轉發。該文稱，正在考試的初中生在目睹自己老師最后掙扎呻吟時，仍平靜地做完題。而事發學校校長則表示，事實真相與上述傳聞有出入，“事實是，學生第一時間發現了老師生病，并通知了隔壁班的老師”。(見1月18日《京華時報》)

老師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惜。拋開悲情敘事不說，非要從中引申出諸多“大義”，理據上總要經得起推敲。

女教師猝死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層浪，“槽點”無非有三：一是控訴當下學生冷血，即便師恩浩蕩，一樣見死不理；二是指責生命教育缺失，對于突發狀況，個人層面拿不出什么得當的應急辦法；三是佐證應試教育走火入魔，只見考試、不見師生，只見成績、不見人性。這些情緒，摻雜上“口吐白沫”等場景，足以攪得人心沸騰。

可問題是，這樣的指控，雖應者云集，卻漏洞百出：一則，當時的監考不是想象中老師面對學生；相反，恰恰是學生背對著老師。在所有學生認真答卷的時候，老師猝死于身后，如何能引發考生“判斷研究病情”的豐富內心戲？“家長”慷慨發文，固然大義滅親地揭露了孩子的冷血，但這能推而廣之，認為一屋子都是“狼心狗肺”？二則，當事老師是教音樂的，如果應試教育癲狂，則音體美等課程根本都“課時不保”。這種背景下，音樂老師跟考生之間，能有什么“過節”或“仇恨”？既然沒有齟齬，學生“仇師”情緒因何而生？

事實與邏輯，推理與佐證，總不能喪失起碼的理性。學生冷血不冷血、生命教育缺失不缺失，這些，都可以商榷，可以論辯，但總不能因為有了先入之見，就羅織半真半假的“事實”，來坐實內心的想象。這種把事實真相當做橡皮泥、把私人立場當做律令的做法，能討論出怎樣契合公平與正義的規律或真理？

中小學教育的事很多，減負也好、轉型也罷，的確是迫在眉睫的事。不過，心平氣和想辦法，不等于非要制造“憤點”來施壓。如果一位教師的非正常死亡，被“收拾打扮”、被“異化表演”，恍惚間竟成為推動教育改革的神秘力量——這究竟是法治或制度的悲哀，還是“借人命說話”的謀略之吊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