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zhèn)化從來都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有著強烈社會伴生性的問題。與城鎮(zhèn)化相對應的，不僅有每年以億萬計的城鄉(xiāng)社會流動，更有一個國家長遠發(fā)展的預期目標，任何延宕，乃至扭曲，都是在錯失歷史機遇。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月2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zhèn)化，更大釋放內需潛力。會議指出，城鎮(zhèn)化是中國發(fā)展最大的潛力所在。

城市的燈火最是撩人。時至今日，無論是衛(wèi)星云圖上“北上廣深”連成一片的灼人光亮，還是中西部廣袤國土上顯得稀疏的星星點點，抑或是數目更為龐大、光線不無暗淡的小城鎮(zhèn)，城鎮(zhèn)化都已經成為這個國家全體民眾最強烈的愿景。這一點，哪怕是最保守的質疑者，都無法否認。

正因為城鎮(zhèn)化已經如此深刻地滲透進每個人的生活，成為其人生道路上或隱或顯的背景，也招致了很多調侃乃至不滿。最近幾日，因為臨近年關的緣故，很多城市又出現了幾乎持續(xù)全天的交通擁堵，那些人，那些車，就好像平地冒出來一樣，塞滿了大小街道。至于“長安居，大不易”之類的問題，更是老生常談，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拿出來翻炒一番。這樣的公共討論，好處是讓很多“要素”不斷在城市之間來回流動……

作為人的一個生存空間、一種生存方式，城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公眾心心念念的“好的城市生活”，其實也正是總理念茲在茲的。

現在再來講什么“以人為本”，已經不會再引起共鳴。很簡單，這一理念早已成為現代社會運行中的“底線思維”，是一種共識。人生活的城市，無論是原住民，還是希望“融”進去的新市民，都是“本”，都是“核心”，都希望在新一輪的波瀾壯闊的新型城鎮(zhèn)化過程中，成為被照拂的主體，得以更輕松的在城市里生活。

然而，一個老大的、以農業(yè)立國的國家，在這樣一個時代性的轉型中，必然面臨諸多有形無形的“絆腳石”，不踢開或者邁過這些“絆腳石”，一切都無從談起。畢竟，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而觀念意識、行政慣例、利益取向等方面的更易、變化，往往要難得多。李克強總理為何一再喊話，根源正在于此。

如果說，2013年履任之初，李克強關于“新型城鎮(zhèn)化就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zhèn)化”的表態(tài)，更多意味著一個施政綱領的話，則其后幾年，每一次對新型城鎮(zhèn)化的推動，都是在一點一點逼近目標。

制度層面的努力自不待言。從去年10月國務院通過《居住證暫行條例(草案)》，從法治層面最大限度釋放民眾的活力，到探索進城落戶農民對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的依法自愿有償退出機制；從試點城市棚戶區(qū)改造，到全國范圍內加快城鎮(zhèn)棚戶區(qū)和危房改造，提高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可以說，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都是基于“人的城市化”這一基本命題。其后續(xù)效應將持續(xù)顯現。

而在行政力量的有序推進上，總理的措辭也越來越嚴厲。其中固然有“改革等不得”的因素，卻也反映出地方性阻力乃至反彈之強烈。還是在前年，社科院測算出一個農民工進城的成本，大意是我國農業(yè)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為13萬元。假設公共成本是由政府來出錢，每年解決2500萬人的城鎮(zhèn)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約6500億元。

這顯然過于片面，并沒有考量農民工自身的付出。國家發(fā)改委官員早就指出，“農民工進城的成本，財政投入并不大。”只是，這樣的“科學”測算，顯然迎合了部分地方政府的某種思慮。因此，在一些地方，盡管城鎮(zhèn)化口號喊得山響，而實際的“門戶開放”卻有限，廣大農民工依然處于進城無門的境地。據《人民日報》前兩天一篇報道披露，“有形的限制條件，無形的經濟負擔，潛在的成長代價”，都是農民工進城難的鎖鏈。

也因此，此番國務院常務會議李克強的口氣越來越嚴厲，亦在情理之中。總理直指地方的敷衍與懶政：“千萬不能把過去的暫住證換個牌子，變成‘暫時居住證’，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他強調，“居住證要和若干相應的公共服務掛鉤，要有‘含金量’！”各地不能繼續(xù)觀望，而是應該抓緊制定相關實施細則。

而在提及棚戶區(qū)改造時，總理甚至要求相關部門通過衛(wèi)星遙感等方式進行排查。按說，地方上有沒有棚戶區(qū)，當然心中有數，為啥還要總理動用衛(wèi)星排查呢？

城鎮(zhèn)化從來都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有著強烈社會伴生性的問題。與城鎮(zhèn)化相對應的，不僅有每年以億萬計的城鄉(xiāng)社會流動，更有一個國家長遠發(fā)展的預期目標，任何延宕，乃至扭曲，都是在錯失歷史機遇。

眼下，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轉型升級的調整期。聽懂總理的喊話，實現積極的社會流動，關乎內需的釋放，更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