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問責主體？

——黨組織按職責權限追究3種責任

此次《條例》制定的根據是《中國共產黨章程》，旨在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

針對誰是問責主體這一問題，《條例》明確，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同時《條例》規定了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即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問責對象包括誰？

——覆蓋各級黨組織 瞄準“關鍵少數”

《條例》明確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同時，在問責過程中，《條例》還強調“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什么情形會被問責？

——處置重大問題領導不力 反腐敗不堅決

《條例》明確了6種應當予以問責的情形。其中，第一條就是，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

另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等情形也被列入其中。

例如，條例提到，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的將被問責。

條例中還提出，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等將被問責。

此外，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以及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也將受到問責。

除了上述幾種情況，《條例》還明確了“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的“兜底條款”。

問責方式有什么？

——7種問責方式 可以合并使用

此次印發的《條例》區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兩種不同對象，根據情節輕重規定了共7種問責方式。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其中，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以及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條例》還規定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問責決定由誰作出？

——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

《條例》第八條明確，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

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問責如何執行？

——實行終身問責 典型問題將被曝光

問責如何得到執行?《條例》規定，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條例》同時明確，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

對于問題的曝光，《條例》也明確要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另外，《條例》還強調將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各地如何落實？

——可以根據《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此次出臺的《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條例》同時明確，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該《條例》不一致的，按照該《條例》執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條例》。

同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條例》制定實施辦法。中央軍事委員會可以根據《條例》制定相關規定。

新聞背景：問責條例出臺意義何在？

——以黨內法規形式固定問責制 箍緊制度籠子

作為制度治黨的重器，中共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包括黨章、準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細則7種類型。條例是僅次于黨章和準則的上位法規，指導性強、約束力大。

關于中共的黨內問責制度，此前比較為人熟知的是中辦、國辦在2009年頒布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這個暫行規定至今已有7年。但是，中共關于問責的相關制度規定并不僅限于這一個。

在現有500余部黨內法規制度中，與問責相關的共有119部。分析稱，這些法規制度對事件、事故等行政問責規定多，沒有突出堅持黨的領導、緊扣全面從嚴治黨，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

有觀點分析，此次《條例》的出臺對于問責主體、對象及執行落實等問題都予以明確，同時也意味著中共將問責制度通過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支撐增加了重要一環，進一步箍緊制度籠子，再度釋放出中共從嚴治黨的強烈決心。